李岩的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经过李双喜和牛金星的劝阻，一夜思索后，李自成准许了刘宗敏的建议，北京城内，大规模的追赃助饷活动开始了，刘宗敏、李过担任总指挥，文臣顾君恩协助，而所有的将官都卷入了追赃的活动中。
在顾君恩的策划下，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进行的，助饷是派饷，就是按指定的对象规定了数目来进行饷银的分派，按照实力与官职，明朝的旧人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个阶层，规定这些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规定的金额。
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两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没有定数，人财两尽是标准。
不过，助饷没有多久就迅速发展成为了追赃，因为明朝的这些旧臣们交上来的银两较少，解决大部队的饷银问题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刘宗敏下令，加大追赃的力度，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地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由尚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这是一个极快的过程。
第一个受害的是前朝首辅魏藻德。这个一心想为李闯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没做成，却成了刘宗敏的阶下囚，而这回当阶下囚也不好当了。刘宗敏每日对他严刑拷打，逼他拿钱。魏藻德东拼西借，交出十万两黄金，这个数目已经够了，但刘宗敏并不满足，又追加了三十万两，每日仍然拷打不尽，到最后把魏藻德的全家都抓来，一起打。
魏藻德的儿子被用烧得通红的铁条打得体无皮肤，求刘宗敏手下留情，并说自己的父亲有不少门生，可以从他们手中凑足款项，刘宗敏答应了。可是到了约定期限没能上交全，魏藻德求刘宗敏再给他一点时间，刘宗敏不听，命令上夹棍，魏藻德本就年事较高，连日来又被不断刑拷，结果夹棍一上，没几下就断了气。刘宗敏当天下午，又对魏藻德的儿子动刑，没多久，魏藻德的儿子也死了。
第二个是王之心。作为京城内廷三大领袖之一的王之心，没有像王承恩那样殉国，没能像曹化淳那样溜走，留下来选择投降之路，不久就发现自己选的是一条黄泉路。追赃开始，他散尽家财，主动上交五十万两黄金，超额完成“任务”，但没想到这并没有换来刘宗敏的怜悯之心，刘宗敏看着满桌子堆得满满的黄金，笑道：“看来还是这些死太监们有钱！”于是命令，将王之心吊起来打，不分昼夜，把钱榨干为止，当天深夜，被吊着的王之心彻底绝望，咬舌自尽。
第三个是成国公朱国纯。此人乃“劝进”党主要成员，但不久就发现这个身份对自己一点帮助没有，在交出三十万两黄金之后，全家被吊起来，一个一个打，刘宗敏告诉他，想要多一个活口，就交出五万两黄金，否则，就一个个往死里打，朱国纯受不了这个刺激，在一个清晨醒来，当看到自己年幼的孙子也被吊起来打时，心脏迸裂而死。
第四个是周奎。当年把自己的亲外孙子推给李自成不管的这个国丈，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一夜之间就发生变化。刘宗敏将他捆起来，不给他饭吃，要他交钱。交出五十万两黄金之后，周奎说家中已无现金，只有田产，愿以田产充公，刘宗敏不干。于是开始动刑，动刑到第三天，周奎身亡。
接连打死了四个明朝权臣，接下来的是以陈演为首的内阁大臣，明朝众臣人人惶恐，开始有人想四处藏匿，有人想绝境逃生，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北京城内全是大顺官兵，谁也跑不了。为防止百官逃走，大顺军开始到处抓人，“便街提士大夫”，也就是现在说的“满大街地抓人”。抓的人由刘宗敏统一管理，全都圈在他指定的几个大院宅里。
追饷是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然后统一到这些院宅里刑拷。北京城内，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
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二十七日又下了令，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被起用的官员，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打，很多人被拷打至死。
作为追饷活动的总指挥，刘宗敏派几队人马出去抓人，有时还亲自出手，当然，他做的最多的事是在大宅院中设一高台，坐得高高的，看着脚下被刑拷的群臣。刘宗敏身边还放着酒壶和下酒菜，每天喝着酒，看着明朝旧臣被折磨，成了他最快乐的事。
到后来人越抓越多，总指挥也忙不过来了，于是各处兵营的士兵均可任意追饷，即使在路旁街边也可上刑，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
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追饷的活动越来越扩大，由原来的官员、勋戚、宦官，到一般的士大夫阶层、商人甚至百姓，史料记载，“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北京城内一片鬼哭狼嚎之声音。当时的著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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