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

　　冠冕堂皇地说了许多，适很清楚其中刨除掉这些冠冕之后的真正交易。

　　沛县义师帮助商丘民众政变成功，逼宋公成盟；沛县义师俘获楚王，五步成盟解商丘之围；沛县以积累的粮食援助商丘，不至商丘民众饥困。

　　由此，换取商丘民众在询政院问政于众之时，支持沛县的附庸国地位，支持沛县民众的制度变革。

　　只是这种利益的交换，需要罩上一层特殊的名为互利的外衣。

　　商丘民众支持墨家的决定，也明白了他们要争取什么样的利益，适的话也便越来越来容易宣扬。

　　到天亮的时候，该讲的道理已经讲清楚，民众们也推选出来了自己信得过的商丘本地人，以此来准备“问于众”这件事。

　　墨家众人虽然在守城战中控制了各个贵族，但是依旧没有机会对这些贵族下手。

　　一则是一旦下手，这属于挑战整个天下的尊卑秩序，会引发天下的围攻，一个小小的商丘还不能够地挡天下诸国的合围。

　　二则是就算下手，也丝毫没有意义。数年后郑国的驷子阳被杀之后，其党羽依旧可以作乱，驱逐郑公，让郑国一分为三。

　　贵族们的势力还很强大，只是围城的时候是他们的虚弱阶段，现在可以做的事，一旦围城结束便不能做。

　　很多事只能慢慢来。

　　当天彻底放亮之后，宋公等人也就可以离开宫室。那些名义上负责守卫他们防止互相戕害的墨家弟子，依旧跟随左右。

　　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条件。

　　适这边也已经鼓动民众选出了足够的国人代表，一同前往宫室附近，与宋公贵族共同商议与楚人成盟之事。

　　年少的宋公从即位之前的雄心壮志到现在的无可奈何，只不过短短数年，却也在这一天里成熟了许多。

　　不再是那个期待着北攻三晋南夺楚城的子田，很多事便容易说得通。

　　与楚成盟，适讲的几点，前几条都是宋公以及贵族都很容易答应的事，最后那两条关于义师的事，才是扯皮的根由。

　　义师的调配权属于询政院，而非是宋公，这就让宋公很难接受，但却让贵族很容易接受。

　　至少，现在看来是容易接受的。

　　本来宋公也没有随意调配整个千里宋国人力的权力，分封制度之下，宋公只能管辖自己的直属地，若是插手到贵族的封地，贵族会很不满。

　　正如后世战国末年，唐睢不辱使命一般。

　　唐睢是安陵国的臣，安陵国是魏国的附庸国，安陵君是魏王的弟弟，所以强大如秦，也只能和安陵君直接谈判，而魏王是没有办法插手安陵国事务的。

　　这是分封制下的规矩。

　　集权到战国后期尚且如此，如今宋国分封制下宋公想要动那些贵族的封地，简直就是作死。

　　所以即便只是商丘的义师，宋公也很难接受，因为国都的民众算是宋公最容易掌握的一部分力量。

　　宋公的直属封臣和士一般都在国都附近的封地当中，大夫与六卿各有各的封地，并且有自己的臣属，与宋公只是单纯的分封建制义务关系。

　　正如公孙会可以在廪丘叛齐归赵一般，齐国最后也只能承认廪丘的独立地位，没有完成集权变革的诸国分封制的惯性太大，根本难以管控。

　　只是宋公不愿意接受，贵族们却乐于如此，他们担心宋公强势之后收权，所以支持商丘成立义师，尽可能地想要约束宋公的力量。

　　在约束君权这件事上，贵族们此时是和民众的想法一致的。

　　司城皇、大尹、公叔等人，纷纷表达了商丘成立义师的重要性，宋公也只能无奈接受。

　　这件事解决之后，剩余的与楚人成盟事，那就简单的多了。

　　当宋公派出的使者前往楚营之后，商丘城内已经开始准备各种，这一次盟誓与以往完全不同。

　　虽然适已经说了，尽可能不要让楚国激怒，但是最基本的礼仪还是要争取的。

　　正如后世蔺相如逼着秦王奏乐这件事一样，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在礼崩乐坏之后，很容易走向一场分歧。

　　礼崩乐坏之余。

　　要么如祖龙一统，天下归一。

　　要么，就是打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打倒最后谁都打不动了，一纸条约让各个小国小邦都拥有名义上的平等地位。

　　但于此时，只是礼崩乐坏，还未到一统或是彻底分裂之时，也只能用之前已经有的规矩。

　　《秋官、大行人》曾言，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同样是邦交，问、聘、朝三字是完全不同的，但又是整个华夏体系之内通用的规矩，一如后世的所谓使节大使之类的区别，需要天下承认才能约定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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