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7月1日，一个在孙元起看来比较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孙元起趁着暴风雨到来前的短暂平静，宣誓就任民国政府国务院总理。当然，这个平静只是相对而言。就在孙总理和孙氏内阁新鲜出炉的前一日，发生了两件看上去是孤立的，其实却是左右呼应、相辅相成的。
第一件事是袁世凯对南方国民党四督的通电正式做出回复。在文章中，先是对四督通电中指斥的罪行逐条予以批驳，而后指出国家自鼎革以来费用浩繁，地方却截留税款，中央再三催解还是应者寥寥，导致当前积欠赔款、外债达到一千二百万英镑，不得不进行善后借款以维持国家运转，并非用以购买枪械准备内战。如果江西、湖南、广东、安徽四省能够自告奋勇，主动承担此笔债务，分期予以偿还，中央自当中止借款！
随即文章话锋一转，痛斥四督事前不愿解缴税款，缓解国家之困；事中不敢挺身而出，承担国家债务；事后又不能同心同德，体恤中央的良苦用心，反而故意妖言惑众、捏词耸听，攻讦污蔑中央政府，好像是唯恐国之不亡、亡之不速！此举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烈士、起义的军人和全国的民众？如果国家因为借款中止而破产，只怕四位都督难辞其咎。
再者，各省都督为现役军官，有绝对服从上级的义务；各省民政长为行政长官，也有服从中央命令的义务。现在四位都督兼民政长无视中央指令。信口雌黄，唆使同僚对抗中央，陷国家于危险之中。有何面目身处军界、政界之中？
湘督谭祖安（谭延?）素来深明大义，此次恐怕是被小人所迫，并非自己本心；粤督胡展堂（胡汉民）僻处海疆，消息不通，或许是有所误会；至于皖督柏烈武（柏文蔚）、赣督李协和（李烈钧），两人身在近省，电文倏忽可至。对于借款始末应该了如指掌，不知为何要发此谬论？如果是应知而不知，则不可居此高位。以免贻误国事；如果是知而佯作不知，则不知腹中是何等肺腑！
——显然袁世凯是打定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主意，对于鞭长莫及的广东、湖南又打又拉，对于刀俎上的安徽、江西两省则撕破脸皮。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至于第二件事。则显得有些蹊跷。
事情起因是一个名叫周予儆的天津女学生突然跑到京畿军政执法处宪兵队自首，声称自己之前受人蒙蔽，加入了黄兴组织的暗杀团体“血光团”，近来受黄兴指使潜伏进京，打算施放炸弹炸死政府要人，以期达到颠覆政府、引起暴动的目的。但她后来转念一想，觉得同胞之间相互残杀过于残忍，所以特地前来自首赎罪。同时。她还报告了炸弹的藏匿地点。宪兵队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军警前去搜查。果然搜出军火若干，并抓获乱党数名。
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顿时人人自危，连远在甘肃的程子寅都特地发来电报，要求孙元起加强警卫，以免为血光团所暗算。
据这位“女子暗杀团团长”供述，血光团的团长是革命伟人黄兴，而财政长则为参议员谢特。京畿军政执法处据此供述，很快逮捕了谢特。北京地方检察厅也很快向上海方面发送文书，传黄兴到京中对质，命令非常严厉，竟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答案很显然，当此危急之时，黄兴毫无疑问不肯北上冒险。
事情蹊跷就蹊跷在周予儆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此前负责审理宋教仁遇刺案的上海特别法院，一直以文书形式催促前总理赵秉钧南下受审；正在风口浪尖上，北京方面整出了这么一件奇事，目标直指黄兴，偏偏两者手段大同小异，简直是若合符契。由不得别人不浮想联翩！
据孙元起自己的情报来看，国民党方面确实曾派人北上刺杀，目标也确实定位为政府要人，被捕的国民党参议员谢特也与暗杀团有密切关联。但要说这位女学生是女子暗杀团的团长、自首是因为良心发现、血光团团长是黄兴，孙元起是决计不相信的。
很显然，袁世凯也知道上述的这些情报才构思出这幕好戏，作为女主角的周予儆很有可能就是个托儿，目的就在于引出幕后的黄兴！
孙元起最初有些大惑不解：要知道自宋教仁遇刺以来，黄克强一直主张以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算得上是半个亲袁派。按照道理袁世凯应该把幕后凶手定为居正、戴季陶等主张武力对抗的激进派才是，为什么会把目标对准黄兴呢？
不过转念一想也就明白了：袁世凯这是要让国民党中的稳健派无路可走，逼迫他们和激进派一起走上武装对抗的道路，从而名正言顺地挥兵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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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七月，南北双方都处于躁动之中。而且随着天气渐渐炎热，政客们的火气也越来越大，说话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南北之间的争端也随之升温。
孙中山在沪上各处演讲就不止一次说过：“如今是共和时代，人人有维护共和的责任。如果有人立心不轨、破坏共和，全国民众当团结一心除此民贼，断不宜姑息养奸自贻伊戚！”
袁世凯也不甘示弱，在半公开场合说道：“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共事数年，老夫现在总算看透孙、黄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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