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邻居的房子常常在夜里传来音乐声。那蓝色的花园里，许多男男女女飞蛾似的在呢喃、香槟和星辰之间走来走去。午后涨潮时分，我看见那些客人有的纷纷从水上的木架跳进水里，有的在炙热的沙滩上晒太阳，两艘汽艇拖着滑水板在港湾里逡巡，激起两道白浪。每逢周末，他的劳斯莱斯变成穿梭巴士，从早晨九点到三更半夜，不停地往来市区接送客人，而他的旅行轿车则像敏捷的黄色甲虫般，蹦蹦跳跳地去接所有到站的火车。到了星期一，八个佣人，包括一个临时请来帮忙的园丁，会用抹布、板刷、铁锤和园艺剪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
每到星期五，纽约某家水果店会送来五筐橙子和柠檬；这些柠檬会被切成两半，取出果肉，剩下的果皮在每个星期一早上成堆地从他家后门离开。盖茨比家厨房有台机器，管家只要用拇指把一个小小的按钮揿两百下，就能在半个小时内榨出两百杯果汁。
每两周至少一次，会有大批包办宴席的人从城里赶过来；他们带着几百英尺的帆布和足够多的彩色灯泡，把盖茨比家巨大的花园打扮得像圣诞树那样灯火辉煌。花园里有许多自助餐桌，摆满各种餐前小菜，五香火腿紧挨着奇形怪状的色拉，更有金黄色的烤乳猪和烤火鸡。大厅里搭起了真正的吧台，有架脚的铜杆那种。吧台备有各种金酒和烈酒，还有许多种早已绝迹的果酒，而来的女客大多数太过年轻，都分不清哪种是哪种。
到了晚上七点，管弦乐团已经抵达，不是那种五人小乐队，而是正式的乐团，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小提琴、短号、短笛、低音鼓和高音鼓，样样齐备。在海里游泳的宾客都已从沙滩进来，正在楼上换衣服；纽约来的轿车停了整整五排，而各处走廊、客厅和阳台站满了明艳的女宾，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顶着稀奇古怪的发型，披着卡斯蒂利亚33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纱巾。吧台忙个不停，诸多盛放着鸡尾酒的托盘飞也似的飘到外面的花园。花园里充满了笑语和欢声、毫不经意的寒暄和转身即忘的介绍，还有彼此不知姓名的女人之间热烈的攀谈。
大地蹒跚地远离太阳，于是电灯变得更加明亮，现在管弦乐团演奏着黄色的鸡尾酒曲目，众声交汇的歌剧提高了一个音调。随着时间的流逝，笑声越来越容易响起，大量地流溢着，一句欢乐的话就能让它倾泻而出。各组人群的变化也更快了，忽而由于有新的人加入而膨胀，忽而又散开并随即重新组合。有些自信的女孩左右逢源地在几堆较为固定的人群中穿来插去，在不停变幻的灯光下，她们忽而成为某组谈笑风生的人群的中心，忽而又意气风发地移步到激烈变化的面孔、声音和颜色之间。
忽然间，这些交际花中有个珠光宝气的少女，不知道从哪里抓过一杯鸡尾酒，一口喝下去壮胆，双手像弗里斯科34那样乱摆，独自在帆布铺就的舞池里起舞。花园里霎时安静下来，乐团指挥殷勤地为她改变了节奏，众人纷纷交头接耳地传递着谣言，把她当成吉尔达·格雷在《愚人列传》35中的替角。宴会开始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盖茨比家。我相信那天晚上真正受邀请的人不多，而我是其中之一。很多人没有接到邀请——但不请自来。他们坐上从城里开往长岛的汽车，也不知道怎么就来到盖茨比门口。到了这里，总有认识盖茨比的人给他们引见。介绍过后他们就可以随意走动了，像是走进了游乐园似的。有时候他们从来到走都没有见过盖茨比，似乎是认为一颗渴望参加宴会的心就足以充当门票了。
我是真正受到邀请的。那个星期六早晨，有个穿着罗宾蛋蓝色36制服的司机踏过我的草坪，送来他主人写的一张让我大感意外的纸条。纸条上大概写着，如果我晚上愿意参加他的“寒酸宴会”，盖茨比家将会蓬荜生辉。又说他见过我几次，早就想来拜访，但时机总是不凑巧——落款是“杰伊·盖茨比”，笔迹很漂亮。
晚上七点过后，我穿上白色的法兰绒便装，相当不舒服地在忽聚忽散的陌生人流中晃来晃去——不过我时不时能看到几张曾在来往纽约的火车上见过的脸。我很快发现，人群中散落着许多年轻的英国人，他们全都穿得很整齐，全都带着渴望的表情，全都在用轻微而热切的声音和殷实富裕的美国人交谈。我敢说他们是在推销什么东西，不是债券就是保险，要么是汽车。反正他们苦恼地认识到，眼前就有轻松赚钱的机会，只要几句话说得投机，大把的钱就会落进他们的口袋。
到了之后，我立刻想要找到主人；我向两三个人问他在哪里，但他们用很惊奇的眼神看着我，忙不迭地说根本不知道他的行踪，所以我偷偷地朝鸡尾酒桌走去——单身的男人唯有在这个地方才不会显得无聊和孤独。
穷极无聊的我正准备喝个酩酊大醉，这时乔丹·贝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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