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纪更轻、见识更浅时，父亲曾给我一个忠告，它至今仍在我脑海萦绕。
“每当你要批评别人，”他告诉我，“要记住，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他的话到此为止，但我们向来话虽不多，心意却是相通，我能明白他的言下之意。自那以后，我从不随便评判别人。这种习惯使我见识了许多古怪的性格，也让我领教了不少极其无聊的人物。如果正常人有这种脾气，心理异常的人很快会察觉到，并前来纠缠不清；所以上大学时，有人错怪我像个政客，因为甚至连有些冒失的陌生人也会来找我诉说心事。我并不想知道他们的隐私——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发现有人就要向我倾吐衷情，我通常会假装睡觉、忙碌或者心不在焉。因为这些年轻人的衷情，至少是用来表达它们的言语，每每并不由衷，而且总是欲说还休。不去评判别人就是对别人怀有无限的希望。我父亲那句话好像有点瞧不起人，我的转述也显得很势利，但其实他想说的是，基本的道德观念并非与生俱来、人人皆有的东西。现在我仍然牢记这个道理，以免误会别人。
如此自夸宽厚待人之后，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宽厚也有个限度。别人的行为或有磐石般靠得住的基础，或有烂泥般靠不住的理由，可是一旦过分到某种程度，我也就不管背后的原因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后，我恨不得世人全都穿上军装，永远向道德立正致敬；我再也不要参加各种乱七八糟的活动，再也不要窥见人们的内心。只有盖茨比例外。这本书是以盖茨比命名的，他曾经象征着我厌憎的一切。倘使人格是许多连续不断的成功行动，那么他身上自有雍容华贵的气派，他对生活的各种前景也敏感得如同一台能够测知万里之外地震的精密仪器。这种敏锐并非那种被冠以“天才气质”美誉的多愁善感，而是一种永不言弃的乐观心态，一种罗曼蒂克的随机应变，是我在别人身上未曾发现、以后也很可能不会再见到的。是的——盖茨比其实完全没有问题，使我暂时对人世徒劳之悲哀和易逝之欢欣丧失兴趣的，是盖茨比身边那些食客，是那阵在他的梦想破灭之后飘散的污浊灰尘。
我的家族在这座中西部城市已经兴旺发达了三代人。卡拉威家族算得上是名门望族，我们家历来自称是伯克禄公爵1的后裔，但一世祖实际上是我祖父的兄长。他在1851年来到此地，南北战争2时派人替他去打仗，并做起了我父亲如今经营的五金批发生意。
我从未见过这位祖伯父，但据说我长得很像他——证据就是父亲办公室挂着的那幅面无表情的画像。我从纽黑文3毕业是在1915年，距我父亲从那毕业正好四分之一世纪。不久之后，我参加了那场受阻的条顿大迁徙4，也就是所谓的世界大战。我经历过非常激动人心的反攻大战，所以回乡后反倒待不住。中西部不再是温暖的世界中心，现在它像是荒凉的宇宙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习债券生意。我认识的人都在从事债券交易，所以我认为这行业再养活一个人应该没问题。我的叔伯姑姨商量了很久，仿佛是要为我挑选某个预科学校5，最后他们带着沉重、勉强的表情说：“嗯……那好吧。”父亲同意资助我一年，经过几番耽搁，1922年春天，我怀着一去不返的心情，启程来到东部。
按理说，我应该在市区找个房间寄宿，但那时天气暖和，而我又刚离开碧草如茵、绿树婆娑的故乡，所以当有个年轻同事说他想和我到郊区合租一套别墅时，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房子是他找的，是一座久经风霜的单层木板房，月租八十元。但公司临时派他去华盛顿，我就独自住到了郊外。我拥有一条狗（至少拥有了好几天，然后它跑掉了）、一辆旧道奇6和一个芬兰女佣。她会打扫房间、准备早餐，还会在电炉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芬兰人的道理。
起初两天我很孤单，第三天早上，有个比我更晚搬来的人在路上把我拦下。
“请问西卵怎么走？”他无助地问。
我告诉了他。我继续往前走，再也不觉得孤单了。我已经是指路人，是拓荒者，是原住民。他无意间让我对这个地方感到亲切而自在起来。
眼看阳光明媚，周边林木的枝头倏忽长满了树叶，就像电影里情节推进那么快，我心里深深地相信，新的生活必将随着夏天的来临而开始。
首先，需要阅读的书很多，这种让人振奋的新生活中有待我去吸收的养分也很多。我买了十几本有关银行业务、信用贷款、证券投资的书，那些红皮烫金的图书摆在书架上，就像新铸的钱币，准备向我揭晓唯有迈达斯7、摩根8和梅塞纳斯9才了解的金光闪闪的秘密。我还下定决心要读许多别的书。上大学时，我算是文艺青年，曾替《耶鲁校报》写过许多非常严肃却见识浅陋的社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