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武成二十四年正月十七，郑安洋以太子身份开始了对南中国的巡视，巡视所经路线正是当年郑克臧代明而立时曾经走过的，其中的蕴意可谓深远。
郑安洋离京之后，郑克臧便召集群臣，正式宣布了自己将于当年除夕退位的决定。
早有风闻的群臣们不管真心也好假意也罢，纷纷力谏，试图打消郑克臧的决心，然而郑克臧倔强如初，丝毫不做动摇。见到郑克臧固执己见，群臣们只好表示服从，于是传位大典和新君登基朝觐的工作迅速得以展开。
说实在的，不办不知道，一办吓一跳，比起册封郑安洋为太子的典礼，皇位交替大典的准备工作要繁重数倍以上，其中第一要务就是为郑克臧准备一座行宫——由于传位大典和新君登基朝觐已经决定在除夕和第二年正旦连续进行，因此即便是为了显示嗣君的仁孝，也不可能让郑克臧和一众太后太妃在新年里离开武昌北上天津，但郑克臧若不离开凤凰山离宫，郑安洋一家子或将被迫屈居在太子宫中或只能逗留在潜邸浏国公府，两个结果在礼制上都会产生不少问题，所以就有必要为郑克臧重新建立一座行宫，好让郑克臧把大内让出来——不过郑克臧担心两位皇帝同处一宫会让郑安洋不自在，因此这座新行宫就只能在凤凰山离宫以外的地方构建，再加上郑克臧将带走相当一部分女官、宫女、内侍，因此这个宫殿群落的规模还不小，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可真真急煞了内廷营建处。
好在这项工程也不是临时才上马的，事实上，早在武成二十年，郑克臧便在汉阳太子湖周边动工修建新的离宫，虽然工程浩大，一时不能全数竣工，但赶在传位大典之前完成部分主体建筑，让郑克臧和一众后妃及随侍人员入驻还是能做到得，当然，这也要日夜赶工，为此甚至还要增加一部分经费。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自然不是问题，可除了太上皇行宫的建设外，还有更多的问题要解决，譬如观礼的使者。须知道，刚刚结束的太子册封典礼，各个内外藩属都是来人了，更加重大的传位大典和新君登基朝觐自是不能比之逊色的。
但问题是，内外藩属的前一波使臣刚刚返回，又要人家再派新的使臣过来，这似乎有些折腾对方。再加上，观礼和朝觐是要备上一份厚礼的，而郑克臧在这方面又比较吝啬，从来不摆什么天朝风范，换句话说也就是收礼之后很少回赠超过或者等同礼物价值的赏赐和金钱，甚至有时候一毛不拔，连发票和回程车费都不报销，让周边的藩属对前来朝觐深表畏惧。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朝廷连续两年办两场大典，会不会让藩属国家认为华夏在借机收敛，从而影响了双边关系呢？对此，觉得头疼不已的总督衙门只好矛盾上交。
接到总督衙门呈报的郑克臧却觉得这并非什么严重的问题，毕竟周边藩属国家之所以甘愿成为华夏附庸，并非是因为华夏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多少的好处，而是畏惧华夏的武力罢了，既然畏威而不怀德，那么勒索再多，也不过是对方心甘情愿付出的保护费罢了，不必大惊小怪的。只是总督衙门说的也有些道理，吃相太难看了总归是不好的，所以郑克臧最后决定还是邀请各国使节及内外藩属观礼，同时由内库房而非度支省国库曹拨款给予观礼方一定程度的补偿，至少为来者报销往来的车马费用。
观礼的请帖也发出去了，郑克臧正想休息一下，结果礼制院又有麻烦了。
礼制院是负责典礼事务的，拟定年号自然也是他们的事情，因此一众老学究们兴致勃勃的上了十几个年号，其中不乏是从《大学》、《中庸》、《易经》等儒家经典中选择的年号，譬如嘉庆、乾隆之类的，看得郑克臧眼睛都直了，只好断然否定。
一连几次上奏都被否决了，礼制院撑不住了，只好请示郑克臧御断。郑克臧觉得根据一元一号的规矩，新的年号郑安洋要用一世，因此别人选未必符合郑安洋的心思，于是权力下放，让郑安洋自己决定。可是正在出巡的郑安洋谦逊不已，再三上奏非要郑克臧来替他决定。几次踢蹴鞠之后，郑克臧不耐烦了，于是拍板，将嗣君年号定为仁庆，并规定以武成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后为仁庆元年
再多的问题都一一解决了，现在只等郑安洋出巡归来了。
九月二十三日，一路走马观花的郑安洋终于返回武昌。第二天，郑克臧便命令以太子监国，自己则提前退往太子湖行宫开始了半退休的日子。当然，最高权力还在郑克臧的手中，凡事三品官员的任命必须得到郑克臧的首肯，就连禁卫军第一师、第二师团千总一级的人事变动，也要经过郑克臧的批准。
十二月二十三日，郑克臧自汉阳返回武昌，标志着武成朝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十二月三十日中午，郑克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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