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部属的签报知悉，中药药材中的甘草，以伊朗价格最低廉；黄花、红参等，以韩国价格最低廉。为节约外汇计，他立刻订定了一基中乐限定采购地区的办法。该办法公布之后，因为伊朗与韩国的船期不定，而且他们不肯小批出售；可是本省需要量不大，如果大批采购，势必增加业者资金与利息的负担，结果买卖双方僵住了。双方的触礁，引起中药价格的暴涨。尹仲容发现错误之后，在新办法公布的第三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复原来的办法，并公开向报界承认他的错误。当时有记者问他：“您这不是朝令夕改吗？”。他率直的回答：“知错了还不改，那还了得！”记者追问：“这岂非有损政府威信吗？”。他说：“知过不改，才真正的有损政府威信，而且还可能会害死许多病人。”这就是尹仲容勇于抛弃“面子”，坦然认错改过的真实故事。如果人不会犯错的话，铅笔后面也不会有那块橡皮擦了。尹仲容是早期台湾经济发展的第一大功臣，当时当“经济部长”的尹仲容不但身兼“财政部长”，同时还掌管著美援及外汇的分配权，应该算是那时台湾最有权有势的财经首长。但宛如财经太上皇的他，为人却是刚正不呵且为官清廉，只顾著为人民谋福利，以为台湾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台湾早期许多卓越的经济计划就是来自於他之手。
他为苦难的台湾地区和穷苦的生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自己一生却是两袖清风。尹仲容到底有多清廉呢?!他的家人要靠别人的救济才能过活，甚至直到他死的时候，他的家人都无钱帮他买棺木下葬，最後是经报纸报导之后，社会才一片哗然，最后是经过学者及社会各界善心人士大家捐钱之后才有能力下葬。
尹仲容非常好学，分秒必争，经常手不释卷。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无论在出差途中，或开会之余，手中总是捧着一本书。他是工科出身，对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过颇有影响的《工程数学》、《电磁学》等专著。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他又刻苦自学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写过很多经济论文，并有十分独到精辟的见解和主张。他的中学西学、旧学新学根底之深，在当时台湾的政界乃至学术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出身于士绅之家，他对中国的古籍涉猎很广，研究颇深。在他早期所发表的文章中，经常引用孟子、荀卿与管仲的著述。像孟子所说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他更信“使民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虽是学理工出身，在公余闲暇，却为吕不韦作传，为《吕氏春秋》作注，编写《郭嵩焘年谱》。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大商人，郭嵩焘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学的倡导者。这两人的著作对尹仲容一生的经济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尹仲容曾一人担任台湾外贸会主任委员、美援会副主任委员、台湾银行董事长等三要职。他根据外贸会部属的签报知悉，中药药材中的甘草，以伊朗价格最低廉；黄花、红参等，以韩国价格最低廉。为节约外汇计，他立刻制定了限定采购地区的办法。该办法公布之后，因为伊朗与韩国的船期不定，而且他们不肯小批量出售，可是台湾需要量又不大，如果大批采购，势必增加业者资金与利息的负担，结果买卖双方僵住了。双方的触礁，引起中药价格的暴涨。尹仲容发现错误之后，在新办法公布的第三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复原来的办法，并公开向报界承认他的错误。当时有记者问：“您这不是朝令夕改吗？”。他率直地回答：“知错了还不改，那还了得！”，记者追问：“这岂非有损政府威信吗？”。他说：“知过不改，才真正地有损政府威信，而且还可能会害死许多病人。”这就是尹仲容勇于抛弃面子，坦然认错的真实故事。尹仲容在经济工作中，以廉洁奉公，一心为民享誉台湾民众。一次，有两个单位给他送来丰厚的“车马费”，被他严词斥责，全部退回。每次到各地考察，他从不报销差旅费，说：“在下面人家已招待了，就不应再报差旅费了。”下属因祝寿等送来的“红包”，他都要其秘书一分不少地一一退回。在政府官员中，其官职可谓不低，可他一直住着一间不到七十平方米的破旧房子。许多商界巨富，为他购买的豪华别墅，他都一一拒收，并对这些巨富提出严肃批评，同时一再叮嘱“下不为例”，这充分体现出了他正直廉洁的特色。
尹仲容的基本经济思想是“藏富于民”、“均富”与“养民”，要把台湾经济在“计划性自由经济”方式下，进行快速地发展。台湾初期既没有资本，也没有人才，资源又有限，要让民间自然地产生企业，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民营企业也无力发展，不得不依赖当局。尹仲容认为应该由当局先发展工业，然后再把初具规模的工业转为民营，这样就形成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当局只是统筹全局，并没有掌握生产设备，也不控制经济活动，各个民间企业保有最大的自由空间。扶植王永庆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实例。王永庆经营几家
民营企业，“屡战屡败”。最后，他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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