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二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可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代表团核心组在会议中讨论议决，“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第十七条，关于接纳国民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于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联共央政治局会议中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表决。最终会议决定：“鉴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运动的未来展前景，认为有必要提前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的决议。
同时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写道：“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决议通过了吸收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名誉委员。国民党代表胡汉民也在二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扩大全会。
其实说到共产国际，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中国人的身份，那就是宋庆龄，宋庆龄和共产国际还苏联方面的关系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奇怪的十七，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宋庆龄到底是苏联方面的间谍还是共产国际里面的高层人员。
据前世的一些史料的记载，在西安事变生之后，斯大林与第一个与当时中国人联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庆龄，那是在西安事变生的当晚，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然而，第二天，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生了一百八十度度的转变。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时任该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是，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
头一天，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会生这么大的变化？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透露:“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五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上海的秘密工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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