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中如果要是让全国人民来选择最熟悉的战役的话，，那解放武汉的战役绝对会排在了第一名，因为解放武汉的时候那里发生了几乎是北伐战争中最惨烈的两场战役。
在北伐军武汉战役开始之前，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南口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吴佩孚的部队精锐还滞留在京汉路北段，没有来得及南下。所以湖南、湖北边境仍由原鄂军、湘军防守，由湖北督理兼中央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和代理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二人负责指挥。吴佩孚的直系部队参战的约有枪三万余枝，加上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的湘军三师，另有赣军和陈炯明残部的粤军，以及韩彩凤等前桂军残部，为数也有三、四万人。吴佩孚的军队在武长路正面的防御部署系沿汩罗河设防。在汩罗河北岸的长乐街、浯口市、张家碑等地构筑强固工事，由湘鄂边防军第五路总司令兼湖北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宋大霈、第十七混成旅旅长余荫森所部和部分湘军担任防守。汩罗铁桥两旁长乐街、南渡河、夹塘之线，则由湘鄂边防第八路总司令董政国率第六混成旅旅长王梦弼、第七混成旅旅长李乐宾和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师长邹鹏振等部担任防守。平江方面则由平通防御司令兼暂编第五十混成旅旅长陆云所部防守，梅筑强固工事并铺设地雷及电网，以逸待劳。
而国民革命军在汩罗河南岸沿线部署也定了下来，各参战部队于十八日开始，相继进入攻击位置。十九日的时候第四军和七两军开始进攻。第七军第一路由夏威指挥，拂晓的时候向沿河配备的敌军孙建业第二混成旅进攻，将军山一带的敌人马上就被歼灭，于是第一旅和第二两旅就开始强渡汩罗河。虽然敌人为了防守，已经河中的所有船只个抢夺走，让国名革命军的队伍无船可渡。但是当时正是初秋，河水还浅，最深的地方才只到人的胸口，于是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就徒步过河。当日就占领浯口市。
第七军军第二路第七旅、第八两旅由胡宗铎指挥，也同时由滑石滩强渡占领张家碑。敌军约有一万多人在防守，一开始还顽强抵抗着，但是经第七军军数度冲杀后马上溃不成军，向北部山区逃窜。当时敌军在击败后，已经失去了作战的欲望，各部份只是在分头的逃窜命而已。但是为了使吴佩孚将来没有收容整顿的机会，第七军于十九日晚就开始追着他们一路猛打，第一路循岑川、长安桥，第二路循立师桥、谈家坊齐头并进。达到这会以后，战斗开始进入山地战，沿途都是崇山峻岭，所走的路都是羊肠小道，人烟稀少，林木阴森，不要说作战了，便是成建制的行军也很感到很苦难。就连当年的太平军过此地时也是绕着走的，但是第七军不同，他们的官兵多来自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在加上老百姓们也是时刻刻盼望着革命，见到革命军的到来，一路上为我军设茶水，送粥饭，探消息，指迷路，亲如家人，为我们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逃窜的敌军是苦不堪言。他们的官兵多半是来自河北，山东和很难一带的，全是平原地区生长的，许多士兵甚至连山岭也未见过。此次来到湖南也是乘火车而来。一旦溃败进入大山山，就和进入八阵图一样，不辨东西。而且湖南人民向来受到军阀的剥削。每逢军阀部队过境的时候，当地居民便逃避一空。在加上北方人食面，南方人食米，生活习惯，容貌身躯，言语行动和当地人民都有显着的不同，平时纪律又坏，所以一旦溃败，便遍地都是敌人。只要是溃兵所到之处，人民都到革命军内来报信，并领路去包围缴械。
到八月二十三日第七军第一、二两路在北港会师。当日本来打算直趋蒲圻、汀泗桥、咸宁一带以切断武长路，使岳州前线的敌军无路可退。谁知第七军抵达大沙坪附近时，忽然发现第四军先头部队已超过第七军，向左翼前进。
因为第四军在八月十九日攻克平江后，敌军守将旅长陆云自杀，残部向马鞍山、通城一线溃退。第四军就紧追不舍，于八月二十三日夜，四军前锋便追着敌人进入大沙坪。这个时候敌军退往了汀泗桥一带，第四军与第七军会师，随后第七军一部与第四军开始协同攻击汀泗桥，而第七军的主力开始东进，越祟阳，直趋咸宁，向贺胜桥方向前进。
当时敌军宋大霈、董政国等部已经收集了从前线各地溃退的残部万余人，准备汀泗桥死守。原在武昌坐镇的湖北军务督理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也率所部精兵万余人来援。
由于当时吴佩孚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到达湖北战场，但是也离的不远了，第四军的代理军长陈可钰马上决定趁着吴佩孚的主力部队还在赶来的路上，没有到达湖北战场的机会，决定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凌晨马上就向汀泗桥发起进攻。参战部队在接到命令以后，迅速的投入到了战场上，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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