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不在南京,而是在庐山避暑,且已避了两个月的暑。
身为中国的最高领袖,常凯申真的昏聩到放下首都南京不管,连续几个月待在山沟里纳凉吗?
当然不可能!
避暑只是名义上的借口,常凯申留在庐山的真正目的有两个:第一,亲自掌控“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培养工作;第二,坐镇督战江西的“剿匪”工作。
清晨。
庐山别墅。
心情舒畅的常凯申,正在和宋美龄散步,并听取“剿匪”前线送来的最新战报。这几个月的仗打得很顺,前所未有的顺利,常凯申似乎看到了真正统一全国的希望。
听取完战报,常凯申突然对副官说:“雪冰啊,你在我身边待了好几年,有没有想过外放任职?”
副官邓文仪立即惶恐道:“委座明鉴,卑职只愿追随委座左右,尽效犬马之劳!”
常凯申笑道:“你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还给先总理(孙中山)做过侍从副官,你这种人才不能永远蛰伏在我身边。红匪眼看着就要灭亡了,我们必须跟苏联缓和关系,为将来联苏抗日做好准备。这样吧,等今年过完春节,你就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首席武官。”
“卑职肝脑涂地,还请委座训示!”邓文仪激动地说。从1924年开始,他先是个孙中山做副官,后来又给常凯申做副官,熬了整整十年,终于能够一展抱负了。
顺便一提,邓文仪还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负责谍报信息的汇总整理工作。
常凯申叮嘱说:“特务系统的职务,你可以暂时放下了。等到了莫斯科,要多多结交苏联的外交和军事官员,宣传日本对苏联的野心。中日两国一旦开战,苏联就是中国的天然盟友。”
邓文仪两腿一抖,立正敬礼道:“卑职谨记!”
“报告!”
就在此时,另一位侍从副官来到花园:“委座,周赫煊与蒋方震求见!”
常凯申愣了愣,随即挥手道:“让他们进来。”
邓文仪非常懂事的自动退下,宋美龄则让佣人沏了两杯好茶,笑道:“这个周明诚的风流韵事,我在庐山都听说了,不愧才子之名。”
常凯申有些不满道:“《中央日报》不该掺和的。”
为什么常凯申对此感觉不爽?
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中央日报》这种国党机关刊物,不应该评论名人的私生活,实在太掉逼格了;第二,《中央日报》在批评周赫煊的时候,居然打着常凯申新生活运动的旗号,完全把常凯申当枪使。
但常凯申还是按兵不动,没有出面干涉。他要好生看看,到底有哪些人在听汪兆铭使唤,那些充当急先锋的通通都要上政治黑名单。
周赫煊来到别墅花园时,常凯申和宋美龄正坐在石凳上聊天。一年不见,常凯申清瘦了许多,颧骨高高凸起,但比以前更有一种权势滔天的独裁者气势。
等对红区的第五次围剿成功,常凯申就该着手对付汪兆铭了,一步步把汪兆铭彻底架空,成为国民政府里的孤家寡人。到最后,不甘只做吉祥物的汪兆铭,终于跳反当了汉奸,那时的汪兆铭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实权。
常凯申突然露出微笑,做出一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模样,起身迎接道:“百里兄,明诚先生,快请坐!”
蒋百里被常凯申平白无故幽禁了两年,但二人之间似乎看不到半分仇怨,他直奔主题说:“委员长,我前段时间走访了日本,情况及其危急,最多三年就要有大战。这是我跟明诚一起写的国防应策,希望委员长能够亲自阅览。”
常凯申随手翻开那份“三阳线决战论”,边看边思考,读完之后赞许道:“这是谋国之论,两位辛苦了。”
见常凯申没有任何实质性表态,蒋百里急道:“委员长……”
常凯申打断说:“不必多言,我已经有全盘考虑。”
常凯申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明年初,他和汪兆铭一起联名发布“禁止排日运动令”,还大肆宣扬中日友好言论。但他真的昏聩,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吗?当然不可能!
早在四个月前,常凯申对国府的一群资深政治官僚说:“(距战争爆发)总共还不到一千一百天。”
一千一百天刚好三年,也即是说,常凯申认为三年之内就要爆发中日战争。从他说话那天开始算,常凯申预计的三年之期,只跟七七事变爆发相差43天,料得极准了。
蒋百里提出的工业内迁计划,常凯申其实也早就在进行了。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常凯申就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国企)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转移到内陆省份。对于把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划为非军事区,此等卖国行为,常凯申也有着自己的主张,他想要“缓和侵略”、“保存华北,稍纾喘息”,为抗战换取准备时间。
有句古话说“肉食者鄙”,其实肉食者并非真的鄙,而是他们身在高位,考虑得更多,不如周赫煊这些民间人士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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