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是宦官我怕谁
安葬完了宣帝,元帝于初元元年(前48年)正式继位。
宣帝去世前,提拔了几个人来辅佐他的儿子。分别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傅周堪。封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首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二辅),周堪为光禄大夫(小三),命三人领尚书事辅政。
这里面史高和萧望之都是熟人,不必多言。这个周堪是个地地道道的儒生,经历比较简单,藉由前一节提到的石渠阁儒学会议而崭露头角,被宣帝封为太子少傅。
虽然说明面上只有这三个人领尚书事,事实上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两个宦官:中书令弘恭和中书仆射石显。
这样一来,尚书这个小小的机构里面,居然齐聚了三股势力:外朝大臣(萧望之、周堪)、外戚(史高)、宦官(弘恭、石显)。
看看这三种势力在宣帝朝都是什么状态,就明白宣帝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了。
终宣帝一朝,外朝大臣们地位颇高,前有魏相、丙吉,后有萧望之,于定国等人。
然而,朝臣们并不是一枝独秀。外戚的地位也相当尊宠,比如前面提过的王、许、史三家,位列封侯的不在少数。虽然这些外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情况比较少(在史高之前只有打过羌人的许延寿当过几年大司马车骑将军),但是架不住皇帝信任,所以这些外戚在朝中的力量也不可小觑。
另外宣帝为了牢牢地把握中枢权力,又开始重用宦官。就是刚刚提到的弘恭和石显。
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好鸟,都是少年受腐刑后,混到宫中当了宦官。在宣帝朝的时侯,这两个人小心谨慎,迎合宣帝,所以弘恭得任中书令,石显也得任中书仆射(中书令的副手)。
有了这个参照,宣帝这么安排尚书人选的意图就比较明显了:是想在权力中心里面搞平衡。毕竟以宣帝的才略,二十多年来通过帝王的霸道之术把这几种势力驾驭得颇为平衡,也深得其利。因此,他要把这种思维延续下去。
区区在下以为,宣帝在安排这个权力制衡的时侯,担任中书令的宦官们,应当是作为皇帝的传话筒出现的。换句话说,宣帝设想中的尚书中应该是这样的三个权力:朝臣、外戚和皇帝。
其实要说尚书也罢中书也罢说到底还是一政治工具。人选是宦官也好,士人也罢,只要皇帝够能力,能驾驭得住,用谁都无所谓。因为说到底权力还是皇帝给的。
然而问题坏就坏在皇帝是世袭,从遗传学角度讲谁也保证不了每个皇帝都英明神武到足够驾驭好自己的工具。
所以,当皇帝比较差的时候,他们和工具的位置往往会对调。
这种事情有过先例。
比如在秦始皇手下,赵高只能是做牛做马的精通刑法的宦官;到了胡亥哪里,就是指鹿为马的一手遮天的丞相。
很可惜,这种工具和皇帝位置调换的事情在元帝朝再次发生。
从我们的外戚首辅史高说起。
要说这个史高,也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什么墨水,也明白宣帝选他做首辅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亲戚,信得过,靠得住。
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史高也很客气,基本上什么事情也不插手,都交给萧望之和周堪去处理。
萧望之也不客气,他和周堪由于都是帝师,也颇受元帝信赖。萧望之又向元帝推荐了谏大夫刘向(曾用名刘更生,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区区在下决定就用刘向这个后来的名字了,真实情况是此时他还叫刘更生)与侍中金敞(金日磾的侄孙),于是两人也颇得重用。刘向被加了给事中的头衔,得以出入元帝左右。
由于萧望之、周堪和刘向都是彻头彻尾的儒生,所以他们上台之后。宣帝那一套王霸道杂用的东西,这群人自然是不喜欢的。
萧望之更是依仗着自己帝师的影响力,三天两头在元帝耳边倡导古制,推行书生们日思夜想的王道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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