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农历冬至那天,天空阴沉沉的,飘着大雪。在风雪纷飞中,远远走来一个人,这个人,个子不高,五十多岁,农民打扮,浑身雪花,喷着酒气,两只眼睛通红通红的好象在往外喷火。他跛着脚,一瘸一拐地走到清河乡乡政府大院门口,两眼死死盯着挂在大院门口“清河乡人民政府”那块白底黑字木牌子,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看了一阵后,突然大吼着:“呸!人民政府不为人民办事,还要这牌子干啥?”说着,伸手拉下木牌,摔在地上,随即搬起路边一块大石头,高高举过头顶,狠狠地砸了下去,只听“咯喳”一声,木牌子裂成二爿,又在牌子上踏了几脚,好象才出足了气,然后拍拍身上的雪花,跷着脚,一瘸一拐地走了。
堂堂乡政府牌子被砸了,顿时晨得乡政府大院的工作人员大惊失色,气愤填膺。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清河乡的每个角落。大家不顾风吼雪飞,纷纷拥到乡政府门前来看热闹。
乡政府秘书小王,感到问题严重,一个电话打到县里,把情况向正在开会的乡长作了汇报。
清河乡新上任不久的乡长姓雷,叫雷震廷。雷乡长作风泼辣,办事果断,就是性子躁,嗓门大,喉咙粗,讲话象打雷,人称“雷神爷”。他一听乡政府的牌子被人砸了,气得火冒八丈,对着电话吼道:“好哇!谁吃了豹子胆,敢砸乡政府的牌子,难道法律是吃素的吗!”小王连忙说:“好,我立刻派人去把他抓起来!”“慢”雷乡长顿了一顿问,“向派出所报案了没有?”“还没有。”“砸牌子的人叫什么?哪个村的?为啥事?”“这……”小王也答不上来。
雷乡长见小王一问三不知,又火得怒吼起来:“乡政府用你们这些人,难道是吃干饭的吗?限你在十分钟内给我调查清楚!”说完“砰”一声,把电话搁断了。
小王撂下电话,急忙向各村各组打电话,找人了解,才知道砸牌子的人姓耿,名火根,外号憨火根,是荷花村五组村民。至于为什么砸牌子,小王来不及调查,就用了“惹事生非,无理取闹”八个字,向乡长作了汇报。
雷乡长对小王的这八个字很不满意。他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个名堂来,只得气恼地挂了电话。
电话刚撂下,铃声又响了,雷乡长拎起一听,是县公安局的电话。原来县公安局也接到清河乡派出所的报告,决定派治安股老徐办理此案。雷乡长会也不开了,马上和老徐乘上了公安局的越野吉普车向荷花村驶去。谁知风雪越来越大,公路冻上了,吉普车象蜗牛一样爬了半天,在一个小镇旁抛锚停下了。雷乡长心急火燎,便对老徐说:“你们等风雪停了再来,我连夜步行赶回去。”老徐风趣地说:“乡长有那么大的决心,鄙人当然奉陪到底了。”于是两人冒着鹅毛大雪,顶着刺骨的西北风,向荷花村走去。
两个人顶风冒雪,踏着三四寸厚的积雪,高一脚,低一脚,走到深夜十点多,才到了荷花村。
这儿村子不大,人家不多,雷乡长也不知道耿火根住在哪幢房子,想找人打听,可是周围人家都已熄灯睡觉了。他们看看四周,发现东面三间草房里,还透出一丝灯光,走过去一看,这草房也实在太破旧了,眼下雪一压,风一吹,大有摇摇欲坠的样子。雷乡长走到门前,刚要开口询问,突然听到里面传出了一片哭声。
雷乡长和老徐都吃了一惊,连忙用手推门。门没上闩,“吱嘎”一声门开了,两人进了屋,只见屋里靠窗口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丰盛的酒菜,只动了一点。东壁头搁了一张床,床上半躺着一位年近五十的生病女人。床旁边坐着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身旁站着两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在他俩的一旁,放了个铺盖卷。屋里人见进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个穿着公安局的制服,立即停住了哭泣,用恐惧的目光打量着他们。过了一会,还是那个老大太先开了口。她拖着悲哀的哭腔说:“求求你们,让他带着铺盖吧!”
雷乡长听了有些莫名其妙,问:“到哪里去?”老太太说:“哪里去?你们不是来抓人的吗?”
原来,这就是砸牌子的耿火根的家。耿火根砸了乡政府的牌子,回到家里不久,乡政府的小王和派出所所长赶来调查情况,家里人才知道他闯下了泼天大祸。老母亲吓得哭着说:“火根呀,你已五十出头的人啦,这砸乡政府的牌子,那要吃官司的。你一走,这老老小小一家人怎么办哪…”还没等老母亲落音,村长就带着民兵闯了进来,不容分说,上来就把耿火根五花大绑地带走了。
雷乡长听说耿火根被村长绑走,他一拉老徐,往村长家疾步走去。正睡得暖乎平迷糊糊的村长,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后,开门一看是雷乡长,惊讶地说:“雷乡长,这么晚还来,快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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