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地质大学研究宝石专业的研究生，对宝石有着天生的厚爱和敏感，这固然是因为生长在宝石收藏、研究世家的长期熏陶的结果，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爱好。”
“父亲虽然对‘金蓝宝石’也知之不多，但他说的话让我知道了这‘金蓝宝石’的价值，当然更明白找到它的产地的意义。尤其是父亲的说法让我感到这世界或许真的有‘金蓝宝石’的存在。但这种传说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呢？有没有值得关注、研究和探求的价值呢？我也把握不准。”
“为了寻找相关证据，以确定自己是否应该介入其中，我决定先到图书馆中查阅有关资料。虽说时间有点紧，但在从明朝的典籍中，我找到了些许线索。在《明史辑要》中，有疑似金蓝宝石的记载；而在《三宝逸传》中，也提到了有能闪着金光的蓝宝石；而那份保存在内务府的档案中，居然有当年郑和第三次下南洋归来，自己采购和番国进贡给皇上的物资清单。清单上所列的物品中，除了金银、沉香之类外，诸多物品中有各类宝石，其中记载了各类宝石中有蓝宝石五颗、红宝石十二颗，其它杂色宝石三十多颗。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在郑和的南洋采购、番国进贡的物品单子与最终献给皇上的物品单子，二张单子之间有着数量上的不等，尤其是宝石一项，后一张单子上的数量明显要比前一张单子上的要多。蹊巧的是，红宝石数量没错，但蓝宝石多了一颗！杂色宝石也多了二颗！虽然无法确定这四十多颗宝石中是否有‘金蓝宝石’在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不排除有‘金蓝宝石’在内，也许是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局限，未能将价值连城的‘金蓝宝石’单独列出而将其混在蓝宝石和杂色宝石中。尤其是蓝宝石多了一颗，极为令人疑惑。我分析，二张单子上宝石数量的差异，有二种可能：一是当初采购时记载不正确，有遗漏；但这似乎不太可能，珠宝不比其它物品，量少价高，不可能发生漏登记的问题；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多出来的宝石并不是南洋得到的，而是郑和回国后，从南方返回京城的途中地方官员上贡的。那这些地方官的宝石从何而来的呢？无非是二个途径：一为国外采购的，一为本地出产的。如是采购的，都只是为了什么皇帝寿辰等应景的，怕不需要急巴巴的托郑和进贡吧？如是本地出产的，那也说不通呀，历朝历代南疆从无宝石的出产纪录。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否意味着南疆有新发现的宝矿？但也不对啊，无论官方民间怎么都无此记载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南疆确无探明的宝石矿。那这只有一种可能，南疆确有宝石但量极少，所以地方官得此宝物迫不及待地要献给皇上！这宝物是什么宝石？肯定非同一般。我以为极可能就是‘金蓝宝石’。也就是说，‘金蓝宝石’是极有可能出产于中国！”
“当然，你们也注意到了，得出这一结论是非常牵强的，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但联想到广告所言，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世上确有‘金蓝宝石’。于是我根据广告上提供的电话号码，与金吾铭取得了联系，约好了碰头的时间、地点。当时我正在做硕士毕业论文选题，就初步决定将此作为研究项目。既作为科研项目，又可趁此机会作一次探险活动，此充实自己的经历。”
“第二天，在东湖茶室我与金吾铭见了面。唔，这就是金吾铭。”韩磊拿一张照片，指其中的一个人说。
罗刚接过照片，这是一张在野外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大山，近景是一条河流。见那金吾铭，是三、四十岁一副很精明的样子，比边上几人要高一点，好象有一米八出头的个子，身体很健壮。边上还有三男一女，除了韩磊，还有几人是不认识的，罗刚于是就问：“其他几人是谁呀？”
韩磊说：“别急，后面我会说到他们的。先从这金吾铭说起吧，他很善谈，一口流利的京城话。当知道我是地质专业的学生，他显得很感兴趣，问了许多玉石珠宝和地理方面的内容。我给他介绍了自己学习的专业和一般地质知识。问了他这次探险活动的大致设想和参加人员。据他说，参加的人已有三、四个人，他热情邀请我参加，因为我的专业知识是他们活动最缺乏的。”
“我答应可以考虑。但我最关心的是他怎么会知道有‘金蓝宝石’这回事的。他说，是听他爷爷口中传下来的。当年他爷爷在香港观摩过一个‘佳士得拍卖会’，在会上看到的‘金蓝宝石’与他早年在腾格县见到的一个小孩所拥有的一块小石头，在质地、外观、色彩上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他所见的比拍卖会上展示的还要大些。”
罗刚知道香港是有这么一家叫“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应该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专门拍卖来历不明的稀罕之物，有八国联军抢劫圆明园时掠夺的奇珍异宝，还有很多近代从内地盗运出去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宝、精品。
这就是所谓的“西文文明”，它只认宝物现在的持有人，而不管该宝物的来历，这就是所谓的为客户“保密”原则，正是在这种貌视很公正的表象下，欠发达国家的国宝被大量的遭劫持，被抢夺、走私到“文明国家”，然后又以这种拍卖的形式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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