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你利用签证期拼命打工，然后，包饺子你总会吧？你开个中国餐馆，就卖咱那饺子，这德国人好糊弄，认死理，等你生意做成，变成老板之后把签证转成工作签，这就成了，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还有一种，比较惨了点，就是当导游，打个小旗，到机场接团，这样也行。”
“那你属于哪一种？”冯喆看看这人的穿着：“老板？”
这人嘿嘿的笑了：“我要在这当老板，肯定先请你搓一顿。咱俩投缘，我实话实说，我就是从泰国那边过来的，现在，就在难民营里。对，我是在国内犯了点事，跑出来的。”
冯喆皱眉，不信的说：“你不可能是难民吧？你这一身，你这行头，怎么看都是成功人士啊。”
“成功人士？成功？成功的概念怎么定义呢？”这人脸色沉寂了下来，看着窗外冥思了一下，叹气说：“吃东西不？我请，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和人说说话，你别误会，我有钱……”
这人说着将放在腿里边夹着的密码箱挪了一下，见冯喆在看着，就索性打开说：“你瞧。”
就这么一晃眼的功夫，冯喆看到他的密码箱里是一扎扎的美元，足足有多半箱子！
“我不是炫富，我呢，你就当我憋不住话得了，我以前是一国企的老总，搞了一笔钱，而后弄了个假的通缉令，以难民的身份到了泰国，这条道你老弟也知道了，结果大半年过去没等到发号，后来才知道泰国那帮孙子故意拖着我。”
“我在泰国多待一天，他们那帮人就能多黑我一天的钱，毬！后来，我就到了这了，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被分到哪儿，只有晚上才会回难民营里，白天拎着这箱子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的，说实话，这大街上比难民营安全多了，难民营里什么人都有，我怕有人抢我，街上倒是没事。”
“那这钱够你在这过一辈子了。”
“那是，还是好好的过一辈子，不过要等八年，八年后抗战胜利了，呵呵。”
这又是一个奇怪的人，冯喆选择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你是负责国企的？能说说国企的事情吗？”
这人嘴里“嘁”了一声：“咱们国家的企业，有什么好说的？就一恐龙。”
“恐龙？我们的国有企业是恐龙？愿闻其详。”
“老弟，方便的话，你说说你是干嘛的？”
这人眨着眼，冯喆说：“我是一镇上的副镇长，来这是想考察一下迈恩伯格公司，想看看人家的棉花制造机械。”
“瞧瞧！你一语中的！你说，副镇长也副科的，你一政府官员，管人家企业的机械干嘛？这还不是恐龙？我这么给你说吧，这恐龙，脑袋小，脖子长，身体大，形象不形象？我们国有企业的决策层就是脑袋，脑袋距离身体太远，隔着一条很长脖子。”
“比如吧，这基本建设投资、设备改造，从立项到批准、建设，你也不知道要闯多少关，盖多少个章，哪有那么容易？即使任命一个处室负责人，也要向省里、向部里、向有关部门打报告，可其实呢，省里，部里乃至那些有关部门对下面的这些企业有多少了解？遥控指挥，他们知道干事的这些人是什么样吗？所谓知人善任，你说他们知道懂得哪个人？他们知道懂得的人必然是天天围着他们转的，可天天围着他们转的人，哪有时间去管理企业，这些人的心思不在琢磨怎么揣摩‘上意’怎么让自己升官发财才奇了怪了。这样任人唯亲就难以避免，既然任命的这些人不管理企业，企业还怎么发展？蛇无头不行。说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说法是不错，可是‘用人’这一关过不去，企业哪会有生命力？”
这样的话竟然是从一个住在“难民营”的人口中说出来的，冯喆不由的感到了有些沉重。
“我再说一点，这话我以前不敢说，也不能说，现在我想说也没人听，就吐露给你了，但愿在今后你能用得上，我说的，就是关于企业党的领导问题，我研究过一些历史情况：在五十年代，我们推行过‘一长制’，强调厂长的作用，还引用了列ning的话作根据。后来开始强调党的领导，又讲‘一元化’，结果再后来，我们又开始了‘八字方针’，又强调厂长的责任制的作用。”
“再下来，那十年大家都知道，不是厂长的一长制，完全成了书记的一长制了。我问你，现在的国企中的厂长和书记，哪一个不是党员？没有不是的吧？那为什么把这个人放在书记的岗位上，他就代表dang？而把他放在厂长的岗位上，他就不能代表dang？你可以说不在其位当然分工不同，但是这从逻辑上就讲不通。”
“凡事总有一个过程的，”冯喆喝着咖啡说：“我们不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化，一切总是从没经验往有经验处走，会越来越好的，我对此，对我们的国家抱有信心。”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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