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法律本来就是一个涵盖很广泛的范畴，你们所说的诸子百家其实就是我国的法律思想在历史各个时期的演变，这对于学员们了解并增进对‘行政’的理解有很大好处。但讲无妨。”
作为法律系的毕业生，冯喆所知道的赵枫林也应该知道，除非老师讲课的时候哪个人去睡觉了而且事后也没再巩固课本，或者有某个人在后来还涉猎了很多其他的知识，因此对于冯喆和赵枫林的一问一答，知晓他们一些情况的学员都有些意外，这些人就包括了阮煜丰、焦海燕和王趁铃，不过事实上学业的好坏不能等同于工作能力的高下，位置的高低更和素质不相对等。
辩论到了现在，孰强孰弱已经显而易见，抛开了赵枫林父亲的因素，其他人更愿意相信冯喆和赵枫林差着一个级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个人机遇和机缘巧合，而不是其他。
“古来统治者具以儒家为形而法家为实，这就是所有症结的核心，就是说统治者要求人民仁爱亲亲尊尊而自己杀伐果断，要百姓听话服从礼仪，自己却穷奢极欲为所欲为，代表法家思想的《商君书·去强》里面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让善民去治那些奸民，那国家肯定会乱的，国家一定会削弱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奸民去治善良的民，国家一定会强大，这就是要君王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如果当官的都是奸民，善良的人怎么能好好的生活下去？但是这就是统治者秘而不宣的一个治世方式。还有，《商君书》里面还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就是要求在国家里面，只要一种人，一种刑法一种信仰，除了这之外，其他的必须通过政策，使其走投无路，让他改行，让他变成这种人。如果他不能变成这种人，等待他的就是监狱、就是杀头。而国家只要哪一种民呢？就是那种平时要为国家生产，打仗的时候为国家当炮灰的人！我们现在以后来人旁观者的角度想想，自秦汉以来，尤其从汉武帝和董仲舒开始，老百姓是不是在礼义廉耻信的教诲下却被封建统治者这样蒙蔽的？所以，历来国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恰恰相反，人民是为国家服务的。”
“赵枫林同学还说泱泱大国华夏文明，但哪朝哪代不是统一赏罚、统一教化？目的何在？这些其实就是愚民，只让民众接受一种教育，就是表面实行的儒家学说，听不到别的声音，只接受统治者所承认的观点，让大家‘民壹则农’，只会种田，这样民众就没有思想，就会安分守己，不会威胁统治。这样又回归到我上面所说的个人没有个性，只有社会的共性，因为全国除了农民没有其他从业者了，大家都一样，君王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万众一心，这必然会出现众志成城，那么这个‘文明’到底是体现了谁的文明？”
赵枫林不再说话，冯喆缓和了口气说：“统治者使用法家的这种混账逻辑还很多，如主张剥夺私有资产，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杀掉出众的人，剩下一帮傻子和无脑的人，这就好统治了，再有就是辱民、贫民、弱民。侮辱人民，让人民变得很贫困，让人民变得很愚弱，让你一无所有只能依赖于强权，不听统治者的话就没饭吃，没活路，然后这样有利于统治，他们就是要这么折腾你，让贫穷的人富起来，让富的人穷下去，再让富裕的人再次贫困下去，反反复复的让你没有安全感，没有时间去思考，让你忙于奔命，从而就不能对统治阶级产生威胁。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他就没有一个定性，就没有固定的品德，就没有恒心。你没有安全感，就要找一个外在的强权，一个‘家长’去依附。所以，这就导致了体制的地位很高，人民在体制之外无所依存。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只好靠官来保护自己，民众则希冀于清官的出现，寄希望于所谓的包拯海瑞来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脱离苦海。偶尔还有一些人比较强大、比较有思想的话，怎么办？要么拉拢，要么杀掉，所以我说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里表面上是儒家的仁义道德，而骨子里却是冷酷无情的愚民与杀戮。”
“这又回归到了我说过的个性与共性上，国家的强大不在于武力的强大，不在于国家的公共设施有多强大，也不在于国家的经济有多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人们自身的强大，那么个体的强大必然导致了共性的强大，但是共性在一定的时候排斥个体的脱离，这就是矛盾。”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里面，以儒家为表面愚民而行使法家的思想体系，就是专制君主统治天下的核心。因此，什么兼爱和清静无为都是一种表象，这都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出的迷惑人的招数，人们只知有君有家长而不知道法律，从何而谈法治和行政？所以不要再总动不动就说我们是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其实就是一个空壳，因此国人当自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醒起来，自强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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