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军主将蒙得恩是天王最宠信的人，在朝廷中扶持朝纲，封赞王，他不能说什么。陈玉成、李秀成战功卓著，封英王、忠王，韦俊也没有意见。但李世贤参加起义时，不过才十来岁的娃娃，这些年战功平平，封右军主将犹不够格，居然也封侍王了。
而他，始终没有封王。论功劳，别的不说，单是两次攻下武昌的功勋，就让李世贤远远不及；论资历，癸好三年，韦俊就受封国宗爷，赏穿黄袍，而李世贤只是一个普通兵士。李世贤凭什么封王？难道因为他是李秀成的堂弟；而自己不能封王，是否也因为是韦昌辉的胞弟？
当时韦俊驻扎在皖南芜湖、池州一带，杨秀清的盟弟杨辅清、杨宜清等从江西北上，也恰好驻扎到这一带。由于韦昌辉杀了杨秀清的族人无数，韦杨两大家族血海深仇，两军不断摩擦，眼看要大战，韦俊忍气吞声，准备北上渡江，投奔李秀成。
不料，韦俊曾经是陈玉成的上司，陈玉成不想看到他投奔李秀成，骤然翻脸，封锁江面，并下令开炮阻拦，不让韦俊率部过江，李秀成彻底怒了，当众发飙：“四眼狗欺我太甚！”
所以，陈玉成跑到苏州让李秀成去救安庆，李秀成撕破脸不肯北上，并说：“你可知道，湘妖现在十万大军围攻安庆，兵强马壮，以逸待劳。你为了救自己的安庆分地，不顾各部的利益，逼着我们反主为客，与湘军死打硬拼，最终只会让我们白白送命！”
“放你娘的狗屁！你怕死不去救安庆，本王去找捻军兄弟便是！安庆不要你救了！”陈玉成大骂李秀成忘恩负义，双方差一点开战，搞得干王洪仁玕不得不日夜兼程赶赴苏州调停。
此时的洪仁玕，也是焦头烂额，在太平天国混得很不如意，改革都是空响炮，上下很多将领都不服他，天国上下可以说是四分五裂。
1859年夏天，洪秀全重新回归酒池肉林的生活，贪图享乐，不愿再管天国的政事，将刚到天京40多天的洪仁玕封为干王，打破“永不封王”的诺言，引起众将不服。在洪仁玕建议下，洪秀全将当时地位最高、战功最著的陈玉成封为英王，并下达了“外事不决问英王，内事不决问干王，二事不决问天王”的诏旨，洪仁玕就飘飘然了。
洪仁玕死要面子，他的《资政新篇》得到很高评价，如能实现，天国也许能就此改造成一个近代化国家。可惜这本书，虽然被洪秀全拿去亲笔批注，允许推广，但除了增加几个新潮西式官衔，几乎没有任何政策落实，这充分说明了政治和文学不一样，政治是现实利益的妥协，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能推动改革，就能强民富国，而且民众的思想，一时是很难改变的，需要一世甚至几代人来完成思想革新。
洪仁玕虽然能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却缺乏坚持和推动的勇气。比如他曾认为洪秀全的上帝教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于是根据圣经写了一本《天妈天嫂辩正》，试图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观点”，结果在洪秀全的斥责下，立即一百八十度转弯，转而成为上帝教的鼓吹者；他在香港期间坚决反对一夫多妻，但到了天京却已妻妾成群，而且振振有词地引用洪秀全梦中所得到的“上帝新旨意”为自己辩护。他主张依法治国，主张精兵简政，严格控制官员提升，可他却动辄保举几十人一次性升官，天国诸王不说，六爵、丞相已经多到数不清的地步。
洪仁玕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和思想建设，使全民思想解放，最终他成为洪秀全最忠实的吹鼓手。凡是他原先主张、洪秀全也不反对的，就可以坚持到底；凡是他原先主张，而洪秀全不以为然的，最终一定会照着洪秀全的意思办，他没有改变洪秀全，却被洪秀全彻底改变了。原本强烈的革新冲动，也畸变为把秀才改为“莠士”、把举人改为“约士”之类的文字游戏。
洪仁玕在朝中和军中没有什么盟友，却给自己树立了一大堆的政敌。洪仁玕和李秀成的关系一直就不睦，以至于叛将李昭受写信给李秀成，挑拨他投降清廷。洪仁玕对外宣称，李秀成打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是他的计策。这让李秀成十分鄙视他，因为“围魏救赵”计策制订之初，洪仁玕并不知情。
洪仁玕小肚鸡肠，容不下有才学的人，十分讨厌章王林绍璋，说林绍璋一无是处。实际上林绍璋为人敏捷克勤，苦心向外国人学习西洋近代科学，熟悉地理和机械学，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学识渊博、才艺见长的人。
洪仁玕对于诸王割据是反感的，他抵制的办法，是把兵权、财权收归洪姓子侄、驸马，这些人许多还都是小孩子。洪仁玕为了限制诸王的权力，把诸王手下部将调离、封王，大家都是王，那听谁的？只好各自为政了！结果造成整个太平天**政体系的紊乱、人心涣散，地位像李秀成这样的王，很尴尬，他调不动其他王的部队。
而这时候的曾国藩，却已经是名符其实的两江总督，掌握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军政大权，他还兼任钦差大臣，长江南北两岸所有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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