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开创“贞观之治”，很大一点就是大唐官员高效的办事效率和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
而李世民的诏书，从根本上解决了大臣们一言堂的现象，同时也解决权臣误政的问题。
而废除肉刑，则标志着古代司法刑狱方面的进步和完善，李恪更加赞成，如此才能在今后不断的更好的促进大唐司法的客观和公正。
李世民的诏书下了之后，唐行政部门便开始积极的行动起来，而新军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
但是，李恪的生活却过的极为逍遥，每天除了翻看研读《论语》之外，就是习文练武，练习书法。
对《论语》李恪有着自己的想法，后世的人们对《论语》的理解并不是真正的，能够完全代表的孔孟的思想。
因为，他们看的都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注解的版本。
而朱熹注解就绝对争取吗？
李恪自己在看完唐朝以前的注解之后，才发现自己对朱熹的注解不敢恭维。
在南宋以前，四书并不用他的注解，自有了他的注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笼罩，那是明朝以后。
朱家皇帝尊朱熹为先祖，自然而然就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时且必须用朱熹的注解。
因此，六七百来，所有的四书五经，孔孟思想都限制在他“朱熹的孔子思想”中。
换句话说，明代以后的人为了考取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
其中有很多问题如果按照李恪等唐人的角度来讲，他的注解只能参考，不能完全相信。
所以，后世的人们总是说孔子成了君王专职的帮凶，他的忠君思想统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读书人。
然而，在李恪细读了《论语》再加上他以唐人的身份来看，这样的说法是错的，值得推敲。
打个比方，如果把孔子思想当成是算术中的三三得九，那后来所有的注解之人的注解，包括他们对孔子偏见都不是孔子本身的问题，而是他们算术不精，算错了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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