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如此火爆，也是有着特殊的原因在其中。
根据学院的说法，学生们实习的费用都有学院来负担，不管是他们的生活费、工资等等，都由学院来承担，不需要相关部门来负责。
当然，各部门愿意给出些费用，学院也不会拒绝。
而且，具体内容并不限制，由用人部门自行安排。
先不说学生的水平怎样，各部门缺人可是实打实的事情。
哪个部门没有数据统计或者处理的需求？
他们已有的吏员或者是年轻官员，大多数都是传统的教育，对于数理统计方面，在学院学生年前的劣势十分明显。
所以，能找到一些学生来实习一段时间，将积压的数据进行处理，那也是十分划算的事情。
反正也是缺人手，干的也是不太有技术含量的事情，找什么人不是干？
学院的都没有职位负担，不用担心他们抢走自己位置，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
老刘和徐光启两人因为分配问题，忙的焦头烂额，多给谁，少给谁，都是问题。
而且，这不仅仅是关系远近，还要结合国家的政策，以及真正的用途。
有些部门要过去，纯粹是为了打下手，而有些地方就是真的有强烈的需求。
按照规律，自然是优先满足那些有真正需求，而且还能对口的部门。
如此热闹，看上去学生们的未来一片大好。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这说到底是不花朝廷钱的实习，而且也不占用各衙门的名额，换作是谁都乐意，多找几个不花钱的办事之人。
等到真正学生们出去需要去工作时候，那就是另外一种光景了。
大明的官员都是科考出身，他们大部分没有功名，想要成为部门主官还是问题。
而作为吏员，就有些委屈了，大明的吏员或许不需要是科班出身，但是他们的上限同样明显，很快就遇到职业生涯天花板，再往上就没有路子。
当然如果执意要做官，再去考试也是不错的选择，或者说，朝廷到时候有什么政策，也未可知。
毕竟，这是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路。
有他们在前边顶着，方书安就稍微能安静一些。
而在他独处的时候，大多是不开心。
虽然说在别人面前要表现的充满希望，但是他知道，大明实在已经烂到了骨头里，很多时候，他虽有心却无力。
所以，学院学生，算是最后的希望。
紧紧依靠方书安一个人就想改变大明，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再者说，现在他自己的位置也十分尴尬。
虽然说有很多发明或者是措施意义重大，却并未得到相符的奖赏。
万历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没有重用方书安，这很正常，也符合他对自己定位。
如果锋芒毕露的改革，下一个张居正或许就是他。
而朱常洛对于方书安的态度，现在也是不清不楚，或许他真正的机会，是在朱由校羽翼丰满之后。
再说摆在眼前的事情，明末的“繁华“，后人常津津乐道的，不管是富庶热闹的江南，或是贸易繁荣、“资本主义萌芽“蒸蒸日上的福建广东等地。但是常被很多“精英“无视的，却是北方的民生。
以山西陕西等西北省份来说，这些地区的商品经济原本就不发达，推行“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本身风险极大。加上张居正病故后，明朝官场越发人浮于事，好经也终于念歪。
单是万历二十二年，以明末顾炎武《肇域志》里的统计，陕西一省百姓的负担，竟然因为“计亩征银“暴涨了三倍。百姓生活到了“民用困倍“的地步，但这毕竟还是风调雨顺的年景。
说起明末的官场，后人常习惯哀叹“明末政治腐败“，但是放在明代，与腐败一样严重的问题是懒政。
拜万历皇帝多年如一日歇班怠政所赐，明朝官场上行下效，别看党争的时候精神抖擞，日常政务却纷纷甩手。
万历三十八年，明朝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曾说过大明官场两大毛病，一是“上下隔绝“，二是“士大夫好胜喜争“。说白了，就是什么都折腾，就不好好工作。
在这种风气下，早在万历皇帝在位的中晚期时，明朝官场的怪事，也是一拨接一拨：万历三十二年时，就有男子单枪匹马持刀闯入周王府，大咧咧抢掠一番后离开。
为什么能抢的这么轻松？因为当地的巡抚和知府，都已经缺了三年，根本就没有主管官员，因此也就没人管。
藩王都这个遭遇，普通老百姓自然可以想：比如当时的京城周围，就是盗贼横行。
万历中叶时的“惯贼“左文俊，一度在京城周边聚集数千人，打劫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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