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税赋制度上不可避免的征税成本，还有另一种制度成本像一把沉重的枷锁一样，死死的压在大宋这台庞大国家机器的头上。
那就是货币发行成本，这成本比之征税成本更加沉重，每一文钱，都是实打实的国家资源。
而且这以分为单位的货币体系，实际应用起来太麻烦了，说是有一吊一贯之分，但说白了其最终单位仍是分，一百分，一千分。
这在日常买卖交易中极其的麻烦，尤其是对商贾们而言，即便是带着一百贯钱出门做生意，也要赶一辆大车，顾几个保镖，用来运钱。
由于这个麻烦存在，导致日常征税也是如此，沉重的货币单位，以至于有时候不得不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替代。
以物易物，这种现象的发生，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官府征税过程也会有以物抵税的现象，这样不仅麻烦，还浪费人力物力，滋生tān wū fǔ bài空间。
目前的货币体系，虽说有绢帛金银作为辅助，但也只是杯水车薪。
即便日后海贸的长足发展之后引入大量白银，来作为另一种辅助货币，却也只会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并不会使货币制度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
但目前这种货币制度其实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稳定，非常的稳定。
抛开物价的波动不提，铜钱这种货币其实是永远不会贬值的存在，一文钱，永远是一文钱，完全不用担心纸币那样因为信用的崩塌而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只是太稳定了，时间久了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是硬通货，不用担心贬值，于是很多人开始将富余的钱全藏在了家里。
就跟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环境一样，茫茫多的富贾豪商大地主，像比赛一样往自家地窖里堆银子。
被放进地窖的银子，显然已经失去了作为货币的意义，藏起来的也就不再是钱了，而是国家的资源。
若能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大地主家地窖里藏起来的银子变成一串单纯的数字的话，那么很多经济层面上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那么有没有办法把商人家里地窖中藏起来的钱变成一串简单的数字呢？
答案显而易见，在后世，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这样一串数字。
有的藏在衣柜底下的存折中，有的藏在随身携带的手机里，那就是银行。
因此，这次万商大会背后的真正主题，其实是趁着这个绝好的机会，召集了各地一些有名望的大商号，共同搭建一个银行的雏形。
这件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比发展海贸的意义更大，能够非常有效的把国家这台机器从沉重的货币发行成本这潭泥水中拖出来。
又有这些地方上有着极高名望的大商号作为国家货币政策的信用榜样，推行起来，更是事半功倍。
说银行其实也不正确，王浩这套苦思冥想了一年多的货币政策，其实有点类似于这北宋朝很快就会出现的交子模式。
区别在于交子是民间组织自发形成的一种辅助货币，而王浩这种交子，则将会有国家主持并参与其中。
民间组织自发形成的交子有一个最大单的缺点，那就是国家没有在其中获得真正的利益。
反而是变相的成为了交子这种纸笔的准备金提供者。
而且由于是民间组织私自发行，造假率极高，推出之后因为这造假的官司不断，也给国家造成了一定的行政负担。
但若是由国家参与其中，那意义就大不相同了，不但可以推出有效的管理制度，减轻货币发行成本。
发行模式也能够制度化，极大的减少造假率。
国家银行将会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出现，由官府主导参与以及推行，再由地方商贾参与的钱庄指定发行。
官府掌行zhèng quán，指定地方钱庄掌发行权，各钱庄之间通存通兑，钱庄与中央双向回流。
大概运作模式就是：交子本身必须由国家中央银行负责刊印发行。
但是由国家发行的交子不能直接作为流通货币。
必须由指定的钱庄用印之后，才能作为流通的辅助货币使用。
就是说比如京城的总行印出一百万交子分给下设的广州钱庄与汴京钱庄，地方钱庄拿出一定比例的准备金换取京城总行的交子。
再由地方钱庄用印，交给前来存款的商贾，广州商贾拿着这个交子，就能在汴京钱庄取到钱。
反过来也是如此，但商贾不能直接去京城总行取钱，京城总行也不能将未用印的交子授予商贾。
总的来说就是交易只会在钱庄与商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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