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度路利将军阁下：
感谢您遥远的问候，我们在遥远的东方的一切都很好。
在过去这一年，我们东印度公司与清帝国的生意远超过去的年岁，一年之中的交易额达到以前不敢想象的地步。这样的成绩，是以前所不能达到的，将会给我们大英帝国带来更多的丝绸、瓷器以及茶叶。只是非常可惜，我们所期待改变的贸易逆差至今未能改变，哪怕是我们已经通过部分中国官员，输入了相当数量的鸦片，也依然未能改变这一现状。
在与中国商人的交易之中，我们主要通过清zhèng fǔ朝廷所批准的十三家——哦，不对，现在只剩下九家了，但广州人仍然习惯于称之为‘十三行’的——商行进行。这九家商行大部分位于广州湾的白鹅潭附近，这里是我们停泊的港口，我们居住地地方也在此处。
不得不抱怨一声，我们在广州湾这里居住的地方受到了十分严厉的xiàn zhì，至今为止我们甚至不被允许进入城市，只能在郊区靠海的地方进行贸易活动，我们甚至不被批准学习中国话，曾经有一个中国人由于教外国人中国话，而被满清皇帝处以死刑。这种不利的处境，实在希望有一天大英帝国能够改变它。
上述所说的那九家商行经过乾隆皇帝的特批，才准予和我们东印度公司进行交易，乾隆皇帝至少在表面上似乎并不在意与我们交易所得的白银，只是以一种施舍的态度出具这九家交易的准许。
乾隆皇帝的这种态度是由于中国的物产极胜而来的，中国人日常所需已经由中国自己生产所供足，甚至还有结余，我们东印度公司所提供的白银也只是充填一部分本就充盈的国库，对乾隆皇帝而言这点钱几乎是不值一提的。
中国所占地区广大，各种产品丰富得眼花缭乱。我们英国人所喜爱的瓷器与丝绸，多数是江南地区盛产的，江浙地区与景德镇市在这方面久有盛名，至于茶叶，则福建、安徽两省出产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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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米尔顿停住，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精明而严肃的吴承钧，另外一个是永远笑嘻嘻的吴承鉴。
这兄弟两人真的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吴承钧的严肃不苟很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这是米尔顿这几年愿意与之加深合作关系、甚至预付大笔茶款的重要原因；而吴承鉴是一个给人带来快乐的人，从几年前第一次见面开始他和吴承鉴成了朋友，这个年轻人喜欢玩乐，也在这个遥远的东方之国给他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乐子，然而做生意伙伴么…他原本是没想过的。
米尔顿收住思绪，将信件写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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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居住的广州湾地区，在中国原本并不以商业而闻名。相反，这个区域发展出来的桑基鱼塘，得到了中国其他的地区的关注，由于可以大量的生产蚕丝和生产鱼获，商业和生意只能算是这个地区一个添头、一个特色——中国的很多官僚都认为只是这样而已。
距离广州湾很近有两个现在还相对荒芜的地方，一个名叫香港，另一个名叫澳门。澳门已经被葡萄牙人所占据并开了埠，而香港这个离岛现在还是人很少，但是和广州湾来往还算比较便利，如果可以发展起来的话，应该会大大增加我们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像葡萄牙人取得澳门一样，取得这个岛港的统治权。
长期来讲，香港肯定比澳门更加适合作为我们在远东贸易的中转港，因为这里面积更大，而且拥有一个十分优良的深水港——当然，由于人口稀少，我们必须花很大的资金投入和很多年才能完成基础建设工作。如果香港不能取得的话，那么取代葡萄牙成为澳门的统治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他们统治的方式还是十分落后的制度，所有的决策都来源于京城的乾隆皇帝和他身边的侍从。
我听远在京城的传教士朋友说，乾隆皇帝是一位十分独断专行的统治者，对在北京的朋友多有xiàn zhì，连书信沟通也必须经过特别部门的审批。但是我们这里距离北京十分地遥远，根据我的估计，如果从伦敦出发走同样的距离，大概可以穿过法国和地中海，直接到达非洲的另一岸。
因此，广州湾的监管相对较为宽松，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山高皇帝远’，十分适合用来形容这一种状况。也正因为这种距离导致政治上的领导变得松懈，不注重商业发展的清zhèng fǔ朝廷才能允许广州湾发展商业，在广州湾，商人的地位比其他行业的人要相对高一些，钱财在广州湾的作用，在很多领域都可以畅通无阻。
清zhèng fǔ最近为广州湾派来了一位管理的大臣，名叫朱珪，听北京的朋友说，朱珪和现在乾隆皇帝最为宠信的大臣和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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