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院在拖你后腿，没有一心一意全力辅佐你打天下。尤其是前几个月参议院讨论通过《权利法案》，你得不满就更大了，我想，这也用不着我拿什么证据，你那些不满都写在脸上，谁都看得出来。”
“是，我承认对参议院的工作，我是不很满意，战争年代，只有打了胜仗，取得最后胜利，一切民主、自由才有生存下去的土壤，如果我们失败了，等清兵占据解放区，你认为他们会让这些参议员自由发言吗？”
“自然不会。不光不会，那些清兵还会把参议员们送上断头台。”
“这些你也知道，可你怎么还纵容他们一再挑部队毛病？我们需要军饷，除了与英法联军作战期间，参议员们一致赞同勒紧裤腰带全力保障军方需要，其他时候总是说什么政府没钱，无法全额供给军方。”
史秉誉打断杨沪生说话，插口解释道：“参议员们并没有装穷，政府是真得没钱，你应该知道，从六三年有了财政预算开始，每年军费预算都占了当年财政预算得七到八成，虽然交通、工商、土改、教育、医疗、救灾、公职人员薪水……这些都需要大量金钱，但所有项目合起来，也不过只占了财政预算两到三成，难道你希望所有财政收入都用来支持战争吗？要是这样，我们财政必然破产……现在我们已经处在破产边缘了，现在这样再维持一到两年，用不着清兵打，政府自己也会垮台。”
原本理直气壮的杨沪生默然下来。
作为来自未来的“先知”，杨沪生对财政、军事、政治等等观点自然非现在人所能比拟的。可除了军事，因为他一直在前线，并且亲自运筹帷幄、统筹安排整个战争，他可以算是个真正的专家。
对财政、政治方面，他是有理念，却所知有限，民主、自由？这俩个名词他自然知道，可什么样才算是真正民主？如何将民主与集中制有效结合起来？什么叫自由？什么叫需要否定的极端自由？这之间分寸如何把握？杨沪生就有些不是很清楚了。
军队方面还好说，民主、自由是要宣传的，但民主、自由主要是对战士而言，他们有监督财政开支的权利，月尾伙食费用剩下的伙食尾子，战士有平分的权利，有对班长、排长甚至连长提意见的权利……当逃兵的自由自然是没有的。
至于如何作战、各部队如何调整，这些都掌握在杨沪生手中。在集中制幌子下，参谋总部说穿了也就是杨沪生的个人顾问团，或者说是他的幕僚机构，将他的思路整理成行，贯彻下去。你一句，我一句，对战争如何进行提出自己的见解，在杨沪生没有提出要求之间，这是决不允许的。
杨沪生相信自己眼界比这些脱离农田没多少日子的军人开阔多了，对武器的认识，也不是这些刚刚知道热兵器的人们所能比拟的。至于如何安排整个战争进程，他掌握的**军事思想，更是其他人所无法想象的。在军事方面，虽然杨沪生并没有可意去做，但他还是把自己树立成了一个伟人，一个领袖，一个具有铁碗手段的军事独裁者形象，这也很是合情合理。
战争年代，只要你能率领军队取得连串的胜利，击败一切当面之敌，你在国人心目中自然是万民崇拜的英雄。鲜花、掌声都围聚在你身边。
年轻少女总是憧憬自己的白马王子是个英雄，只要你是胜利之师指挥员，你就是少女心目中的英雄，那带电的目光会将英雄们“电”得找不着北的。
习惯一夫一妻制的杨沪生在这方面并没有越轨行为——虽然多几个妻子在这年月实属平常，达官贵人只有一个老婆这却有些稀奇。
在军队中当伟人当惯了，在地方事宜上，杨沪生也不自觉地要体现出自己高人一筹之处，但他毕竟不是超人，一事通，事事通这样的例子并不适合他。光关注军事了，对地方事情虽然也指手画脚，表达过自己的意见，他并没有专注地关注过。
只有对军队有影响的事情，杨沪生才感兴趣跳出来干预一番，如干预《权利法案》，这对他来说，属于特例。
百姓也许当杨沪生是天才，是顶礼膜拜的对象，真是他们愿意为杨沪生生，为杨沪生死。可参议院里的那些参议员却并非如此。
参议员们同样崇拜杨沪生，但这只限于作为军队领导，杨沪生可以保障他们安全，并且帮助他们开拓市场，让他们的权力可以在其他地方行使，这让参议员们很感激杨沪生。
没怎么在参议院说话的杨沪生，对参议院的影响也仅限于此。只要不触机参议员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笑容可掬。但只要触机切身利益了，这些参议员们也就化身为反对派了。
以理服人？杨沪生很愿意以理服参议员们。只是他也知道，自己对财政方面事情，也就平常说说让人觉得很是高深，真要深入下去，那他对财政问题上的弱点将暴露无疑。政府预算如何安排，这方面他还不如躲在北京清廷工部那些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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