祯十年皇帝要求江南紧急运饷的命令，被朱斌和曹桓了回去。面对曹桓的密折，崇祯沉思良久，忽然面露怒容：
“江南朝廷富裕之地，焉能无银？曹桓与朱由斌有杀师之仇，对朕又忠心耿耿，此必然是受到朱由斌胁迫，难道朕少了他朱由斌，就灭不得贼寇，定不了天下了吗？”
其后，崇祯再次拿出内帑，交熊文灿十万人六月饷银，以安张献忠等人之心，但这个时候的崇祯，却在心里对朱斌的猜忌又多了了几分…
而随着饷银的到位，张献忠看起来似乎本分了不少。
张献忠、刘国能的投降引起了连锁反应，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小秦王王光恩等部叛军陆续投降，湖广、河南的心腹之患一下子得以平息。
到了崇祯十一年的时候，朝廷局势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甚至面临着大好的局面。
原来就在张献忠投降的时候，五省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全力围剿李自成、过天星等部贼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贼军接连受到挫折，几乎近于瓦解。
李自成为了摆脱重压，与残存的六队、祁总管等部合计三千人马，由阳平关、白水江逃往四川。洪承畴命令陕西军队追击，四川军队堵截，经过几次激战。祁总管投降。六队损失殆尽，李自成仅一千人马出川，进入汉中的深山密林。
闯贼李自成不甘心失败。走出深山密林，企图进入河南，与尚未投降的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等部会合，因此必须从潼关突围。
洪承畴获悉这一动向，命令孙传廷在潼关南原布置埋伏，不让一人一马得以逃脱；又派曹变蛟从后面追赶。李自成边战边退。在潼关南原遭遇埋伏，阵脚大乱，全军覆没。狼狈地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策马逃往商洛山中。
眼看着剿匪一步步顺利实施，贼军已被逼得无路可走。可是崇祯却还深陷在了一个问题里，“虏”与“寇”十一年五月初三日，他在中极殿召见大臣，要他们就这一问题出谋划策。他地担忧概括为八个字：“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也就是说，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杨嗣昌第一个表达出了这的观点，他认为就算强盛如光武帝者，为了稳定国内局势。这位皇帝力排众议，接受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接受匈奴单于地议和请求，实现了北方边境的安宁。杨嗣昌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主张与清朝议和，争取时间全力从事“安内”。
在他的授意之下，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太监高起潜派出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朝方面试探口风，受到清朝方面的礼遇。
皇太极表示，如果确实能够议和，他愿意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潜的报告，向崇祯汇报：既然对方有意议和，不妨请他们在宁远谈判，这样就不至于每年都有京师畿辅地岌岌之危，可以腾出手来平定“流寇”。因此请求皇帝准许方一藻、高起潜在谈判中可以“便宜从事”，这一要求得到了朱由检的默许。
使者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写给总督太监高起潜的一封信，信中说，同意和谈，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夏秋必有举动”。方一藻在给杨嗣昌的私人信函中，极力主张“和议消祸”。
杨嗣昌随后向崇祯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且强调指出，假如有人用计谋使满洲铁骑三年不来，那么中原内乱早已平定了。按照自己的意思，用议和争取边关三年没有战事，以集中全部精力平定内乱。
一接到朝廷居然与金虏议和的消息，朝野上下乱成了一团，纷纷指责杨嗣昌通敌卖国。儒臣黄道周反对最为激烈，毫无商量余地，认为必不可议和，议和必不可能成功，即使成功必不可能持久。
到了后来素有儒臣之称的黄道周，简直是在朝廷里肆意谩骂了。崇祯当即怒斥黄道周等人，并且作出决定：黄道周降六级、贬为地方小官；弹劾杨嗣昌的何楷等人，都给予降职处分。但是崇祯虽然以这样地方式支持杨嗣昌，但是却始终也没有对和议明确表态！
圣上既然没有对和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不敢自作主张，明朝和清朝之间的和议尝试就此不了了之。
皇太极早已声明在先，如果和议不成，“夏秋必有举动”。果然，到了九月间，满洲和蒙古联军，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直逼北京。不久，京师戒严，朝廷下令征调正在平定内乱的洪承畴、孙传廷保卫北京。
这一年满清的大举入侵，由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合蒙古军队，兵分两路，从密云东面地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朝廷急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京师；同时特赐卢象升尚方宝剑，命他总督各路勤王之师，全力拱卫京师…
这一次满清扫荡地目标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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