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杨洪森从雅加达方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勘探队打出了第一口油井，二天后雅加达方面的工作人员兴奋告知毕逊，他们可能探到了一个储量惊人的油田，毕逊二话不说，乘最早的一班船赶往雅加达。
4月伦敦市场每磅橡胶价格为十二先令五便士，在杨洪森的要求下“南洋橡胶”公司开始大规模的出货，到5月底、6月初“南洋橡胶”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而就在6月初的时候，杨洪森还让公司派发了一次红利，人们还看到“橡胶园”大幅广告标语以及装着大量橡胶原料的货轮停靠在码头上，这也成就了“南洋橡胶”最后一次上涨。
1910年6月，伦敦市场行情暴跌。到7月底降至九先令三便士，随后更猛跌到六先令。
伦敦市场上橡胶价格的猛跌，起因于世界橡胶的最大主顾美国对橡胶实行了限制消费的政策。其他国家也因橡胶价格过高而控制使用。
伦敦市场的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关门，23日，元丰继之；24日，会大等三庄又继之。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139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国风报》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于24日晚星夜驰往南京，拜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程又去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求他们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机并设法加以挽救。
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偕刘安生又来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赶紧采取措施，维持市面。无奈此次风潮影响面太广太深，仅严义彬与刘安生合开的德源钱庄，在投机中就亏损200万两，损失额已与倒闭的正元钱庄相当，只因有了源丰润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
可是，处于倒闭边缘、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蔡乃煌认为，严义彬、刘安生“皆浙省著名巨富，仓卒来求…虽有贵重产业，一时无可抵用，倘不出而维持，必至牵连歇业”，使上海银钱业雪上加霜。
7月27日朝廷下旨：
张人骏电奏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歇业，债务纠葛，沪局岌岌，筹议大致办法等语，着即按照所筹各节妥为办理。并饬上海道将善后事宜悉心筹画，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
于是，蔡乃煌收了严义彬、刘安生价值300万两的地契、股票之后，出面与汇丰、荷兰、花旗等九家外国银行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另由道库拨借官银300万两，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终于使市面暂时得以稳定。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1910年的9月，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指出上海道为借款作担保违反了“商借商还”的原则，认为蔡在上海收购《时事报》《申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
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巡抚参道台，自然一参一个准。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8日，源丰润应声而倒，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100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上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利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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