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两夜两天的奔驰，列车终于抵达了汪虹此行的终点布拉格。
她一下火车便看到了高举着写着她中文名字木牌的三个人：两女一男。她知道，这就是她从未谋面的大姑一家人。她拖着箱子跑过去，大姑微笑着张开臂膀。她略一迟疑，她还不习惯这样的礼节，但她还是投入了大姑的怀抱。
“这是你大姑夫。”大姑介绍身边高大的老洋人。
继续拥抱。
“这是你妹妹。”大姑介绍身边美丽的混血女郎。
又是一番拥抱。
“回家。”大姑夫是标准的普通话。
“姐姐，我来帮你拿箱子。”妹妹也是标准的普通话。
“天哪！你们都会说中文？”汪虹又高兴又吃惊。
“有什么感觉？”妹妹调皮地问。
“如果闭上眼睛，就像是从天津到了北京。”汪虹说。
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瓦哈洛娃的家在布拉格四区的一座公寓楼里。有两个卧室另加一个很大的厨房和同样很大的客厅。虽不算很宽敞，但干净明亮。墙上还挂着一些中国字画，让汪虹感到十分亲切。汪虹住进了表妹的房间，表妹搬到了客厅。汪虹有些不好意思，表妹却说没关系，我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住。表妹的中文名字叫小丽丽，她健康活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标准小美人。想想看，爸爸妈妈都漂亮得没法说，而她又集中了父母全部的优点。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她的眼睛是蓝色的；脸儿像妈妈，俊美的鹅蛋形；鼻梁却像爸爸，高且直；1。78米的个子；一双让大部分中国女人羡慕死的长腿；中国美女的婀娜细腰；欧洲女性的丰满**……简直无可挑剔。
我曾经问过她，你喜欢你这一头长长的黑发吗？她说太喜欢了，女同学们都要妒忌死了！
我苦笑。我想起中国满大街那些把黑发染黄的时尚女孩儿。
小丽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法律，这是一所在欧洲极具盛名的大学，就像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一样。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查理大学也刚刚庆贺过自己的650岁生日。她会说中文，却不认识多少字儿。汪虹想教她，她偏偏不想学，说一写汉字就头疼，写出来也缺胳膊少腿儿的，连爸爸也不认识，说她是一不留神写出了日文。
虽然是第一次见大姑，但汪虹并不感到拘谨。瓦哈洛娃爱说爱笑，活泼爽朗，三分钟不到已经跟你熟得没样了，汪虹从心里觉得她真可爱。
大姑夫言语不多，但永远面带微笑。
汪虹就在这里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小丽丽要去上学，说顺便带汪虹去老城广场玩儿。大姑给了汪虹200克郎，她们兴高采烈地去了。
老城广场是布拉格的一大人文景观，与著名的查理桥、皇宫和维希赫拉德城堡齐名。1415年被教廷处以火刑的捷克著名宗教领袖杨·胡斯的巨大塑像便矗立于此。广场北侧是全世界惟一一座献给圣母玛丽亚的教堂，名字叫“我们的女士”。广场周围酒吧林立，酒旗翻飞。广场上游人如织，卖各种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的小贩穿梭其间，十分热闹。这里的小贩颇有意思：他们并不摆摊儿设点儿，只是从脖子上吊一个大木盘在胸前，木盘里摆着各色杂物。木盘底下有一根折起的木棍，累了便可把木棍取出，支在一只脚的脚面上以减轻脖子的负重。原来这里的商业法规有明白的规定，摆摊儿设点儿即为占地营业，除了要申领有关执照外还须交费。而脖子上吊个托盘叫卖则不算占地，不须领取执照当然也用不着交费。但有一条，减轻脖子重量的那根棍子只能支到你的脚背上，如果支到地上就算占地，必须交费。
广场上有一座叫不上名儿的大教堂，许多游人聚在这座教堂的钟楼下面，等待一小时一次的教堂钟声。钟楼壁上有四个塑像，钟声一响便一齐动弹起来。有一个持镜修士，是看你前生来世的；有一个背钱口袋的先生，是替你理财管账的；有一个弹琴歌唱的行吟诗人，是主你七情六欲的；还有一个骷髅，是专司你寿命长短的。钟楼上还有扇窗子，平时紧闭，只要钟声一响便自动开启，一个个狰狞的鬼脸儿像走马灯似的依次在窗前出现。稍顷，雄鸡一唱，黎明将至，钟声停息，窗子紧闭，鬼怪遁于无形，塑像也归于安静。
小丽丽要去上学了，让她别乱跑，又把回家的地铁站名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她，然后走了。望着小丽丽渐渐远去的背影，汪虹突然感到一种身处异国的孤寂。那时的布拉格不比现在，街上根本看不到一个东方面孔。四周都是外国人，语言一点也听不懂，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敢走远，怕迷路，只能到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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