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妈妈一定很快来接你。”又嘱咐黄文玉说：“小黄，拜托了，千万别让老吴把孩子找到。我回去马上办手续，争取尽快来接纳纳。”
黄文玉从她怀里抱过纳纳，说：“你放心吧，我在纳纳就在。”那时她也想去南斯拉夫，正准备托辛佩瑶发邀请呢，因此十分爽快。
佩瑶点点头，又去和海关做最后的交涉。这次她不用语言，而是把500马克夹在护照里递了进去。
事情突然就成了，纳纳被允许离开捷克。
纳纳明白了，她从黄文玉怀中挣脱，欢呼着扑向妈妈，早把她好喜欢好喜欢的黄阿姨扔在了脑后。
一年以后，佩瑶的妈妈来布拉格办事，我们又见面了。我问她那边的情况，她说南斯拉夫的生意非常好做，一双普通球鞋都要卖40马克。但政府方面对中国人极为苛刻，几乎不能得到居留权。她解释说，按照南斯拉夫有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只要在南斯拉夫注册了公司，就可以获得居留权。但政府方面就是不给你注册公司，想方设法刁难你。现在又出台了新规定，已经注册的中国人公司，必须雇用相当比例的南斯拉夫人工作，而且这些人的工资要用美元支付。一个国家已经不相信自己的货币了，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据说最近又要出台一项新法令，所有获得绿卡的中国人在延居留时，由过去的一年改为三个月。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米洛舍维奇执政时还稍微好一些，现在他下台了，政敌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他执政时准备让四万中国人加入南斯拉夫国籍，好在大选中投他的票。这个谣言一出，新政府便开始驱赶华人。唉，为他们把大使馆也炸了，外交官也死了，可现在……
她说不下去了，我叉开话题，问她纳纳的近况。
她笑了，说：“那个小精豆儿，可不得了，现在还总问我，‘姥姥你会不会不要纳纳了？’我说你是我女儿的孩子，姥姥怎么会不要自己女儿的孩子呢？她还半信半疑。我在贝尔格莱德没事儿去练个小摊儿，也就是卖点小商品，打火机啦，发卡啦啥的。生意还不错，买的人挺多。顾客一来纳纳就帮着我卖，她德语不错，英语也能说几句。顾客都喜欢她，就买。只要一卖，她就乐得蹦儿高。说‘姥姥，真好，又卖了，真好，又卖了。’收摊儿回家，她在路上总要问：‘姥姥，咱们今天又卖了不少钱，对吧？’可疼人儿了。我们在贝尔格莱德住的房子比布拉格差远了，那边供应不好，让经济制裁搞得有时连肉也吃不上，蔬菜也少。我就问她：‘纳纳，这儿好还是布拉格好？’你猜她怎么说？‘姥姥，南斯拉夫真好，我真喜欢这儿，咱们就在这儿吧，哪儿也别去了。’这孩子，她是漂泊怕了。话又说回来，一旦南斯拉夫不允许居留，我们娘儿仨还不知道又要往哪儿漂呢。”
“那福建人怎么样？”我问。
“不怕你笑话，”她迟疑了一下，说，“你也在外边儿小十年了，外边儿的事儿都清楚。那福建人没文化，可有老婆，还不止一个。我能说什么呢？我问佩瑶你是咋想的？她说我啥都不想，就想赚钱。我试探她，问他有没有和老婆离婚的打算？佩瑶说‘这你怎么能问我呢？得问他呀。再说了，他离不离婚关我啥事儿？’你说这还叫个话吗？不关她的事，倒好像关我的事了。这佩瑶是个孝顺孩子，看我不开心，就跟我说，‘妈你就别瞎操心了，他离婚我也不能嫁他，他不离婚我也不能和他分开，这道理你怎么不懂呀？’还算不错，他经常往南斯拉夫发点货，利润对半分。刚去南斯拉夫时钱不够用，他也帮助了一些。隔一两个月他去一次，呆个十天八天的，看看销售情况，考察考察市场。唉，真是斯文扫地呀。话本小说上不是常有这么两句吗？明知不是伴，情急也相随。”
她要回南斯拉夫了，我送她去机场，把一包东西交给她，说：“全是吃的，昨天国内来人捎来的。都是什么话梅、应子、牛肉干儿，给纳纳和佩瑶吃。里面有我的新手机号码，告诉佩瑶有事来电话。”
这期间，黄文玉那里连续发生了两件对她来说不啻是天崩地裂的大事变。
第一件是她的哥哥黄文渝在上海病逝。
那时，黄文玉已正式和老申同居。她曾要我为她预测一下这件事情的结局，并告诉我老申在无锡既有老婆又有孩子，而她却是头一次。说到这里，她羞怯地低下了细长的头。我不禁一笑，想起那位刻薄朋友的话来。
老申不仅是好吃懒做，而是什么也不做。几年来都是这样。以前还有条来钱的路：有个香港来的骗子叫丹尼·陈，与老申很熟。这位丹尼·陈几乎骗遍了布拉格所有与其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其中也包括老申，至今还欠着他20多万克郎。丹尼·陈花钱买通了他所在小城的警察，可以为那些黑在捷克或因为违法犯罪被取消居留权的中国人办理绿卡。老申便做这样的生意，他认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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