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酒吧里，我和阿莲相对而坐。她穿了一件风衣，遮住里面性感的衣着。我们要了两杯红酒和一盒日本七星，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
我想起和阿莲的丈夫司徒平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那是1994年的夏天，我和汪虹去布尔诺参观一年一度的国际贸易博览会。布尔诺是捷克共和国的第二大城，有三十万人口，距布拉格两百公里。以前布加迪斯拉发是第二大城，后来斯洛伐克独立了，布加迪斯拉发成了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布尔诺就升任第二大城。这个博览会大约和广交会的性质差不多，但不像广交会只有自己国家厂商参展——世界各国的厂家和商人都在这里租了展台推销自己的商品，而且时间也不像广交会只有短短的十五天，要三个月呢！
我们停好车，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看过去，还在t形台前看了一会意大利女模特的内衣秀。在参观一个小商品展厅时，我忽然发现眼前这个展台的主人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而且正在嘻嘻地向我们笑。
“司徒平？”汪虹惊喜地叫道。
“是我。怎么样？两年多不见了，你还好吗？”他微笑着问汪虹，并看了我一眼。
“还好，还好。对了，这是我们老板，田力。这是司徒平，我们几乎是前后脚到布拉格的。我是从中国来，他是从匈牙利来。”汪虹介绍说。
于是握手，寒暄，递名片。
我看了看他的展品，全部是瓷器，有茶具、碗碟、装饰品等。
“行吗这个？”我问。
“还可以，我们接了几个订单。”他说。
“再见。”我和他告别，“我们再随便看看。”
他和我再次握手，“多联系。”他说。
在回布拉格的高速公路上，汪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这位司徒平的故事。
司徒平是福建人，但他不像大多数福建人那样瘦瘦小小、尖嘴猴腮，而是周眉正眼，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之气。但汪虹不这么看，她说他长得太累了，永远是一张疲惫的脸和两条焦躁的眉毛。
“跟他呆上半小时先就把你累够呛。”汪虹说。
我说：“怎么会。”
她说：“不信你等着，他一定会找你，你自己体会吧。”
按理说，司徒平应该像他的福建同乡一样，把小眼睛像椎子一样钉住美利坚合众国，在那儿黑着洗碗、送外卖、缝皮包，同时不停地给他们添乱。八年或者十年以后，他们害怕了也烦了，乖乖地请你入了籍。于是你作为美籍华人挺着小胸脯回到家乡，请风水先生选一块宝地买下，为自己及全家老小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坟墓。
但他没有。
不是没有那种愿望，而是没有实现那种愿望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或者是美国有亲戚朋友，或者是有搭乘“金色冒险号”的高额船资，或者是有几十个人挤在密不透风的集装箱里漂洋过海，被吊车从这艘船吊到那艘船的体魄和勇气。而且，他与他那些争先恐后一往无前对美国发动抢滩战役的同乡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们全部是农民，而他，却是一个国家干部。这种身份的不同决定了目的的不同，行为方式的不同。
这种不同最终害了他。
在欧洲漂泊的这些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人的奋斗和失败，心里竟常常有一种宿命的感觉——你不按照命运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的路子走，你就会头破血流，穷途潦倒，满身疮痍，无其归所。
就像汪虹，教授的女儿，大学毕业，曾经有着让人羡慕的职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众多的亲戚都在国外，仅仅是想嫁一个西方男人而竟屡屡不可得。后来我总想：她不是不可以嫁人，但她的命运已经安排好了她只能嫁捷克人。在荷兰的阴差阳错绝非偶然，是命运在向你示警。可惜没有人能看到这一点，她更是当局者迷，一意孤行，终于酿成了更大的灾难。
就像司徒平，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自己是一个国家干部，与那些农民同乡相比，想法自然多一些，眼界自然高一些。他不甘于刷盘洗碗送外卖的命运，想在海外过一种有别于他那些农民同乡的生活，想换一种活法，做个正儿巴经的企业家。
命运便给他开了个大玩笑。
1991年的春天，他怀抱着美好梦想加入了由小商贩、冒险家、有前科的公民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中国军团，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布达佩斯。
前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感情上就有几分亲切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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