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商品积压而破产——对我举例说：“一个家庭一般说来买两套茶具就够了，你的茶具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再买两套。这已经是极限了，不管你以后再怎么便宜，不会再买了。对吧？可我们是按一个家庭消费一万套茶具这样一个标准来发货的！”
当年有一位聪明的上海朋友，他在1993年底的生意高潮中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在卖完最后的存货准备回国时对我说：“我负责任地讲，从现在开始一个集装箱也不要发，捷克的中国货十年也卖不完。老兄，《红楼梦》里怎么说？要退步须得抽身早呀！”
然而，十年了，中国货还在天天发。
一百年也卖不完了。
我们的货卖不动了。
汪虹的捷克客户不再上门，打电话过去也只是答应抽时间来看货，但似乎总也抽不出时间来。万般无奈，汪虹便把吴霞和侯玉花都找了来，让她俩帮忙销货。
她俩干得还都不错，吴霞买了一辆大货车，自己不发货，带着小玉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跑外地批发市场，什么德国边境、奥地利边境、波兰、匈牙利哪儿都跑，拼缝儿，还真赚了不少钱。侯玉花还是一个人，干不了吴霞那样的活儿，就在一家超市门口练了个小摊儿，也是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去卖，生意也过得去。
因为是汪虹的朋友，我给她们的价儿都极低，她们都挺高兴，尤其是侯玉花，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没少给她送货，她也勤来结账。
有一天下午，她坐吴霞的车一块儿来了。那时我们住着一大house，两层，有十一间房子，还有一个能停三辆车的院子和一个一千多平米的花园。我和余阳正在楼上说话，听见她们三个在下面客厅里嘻嘻哈哈地笑，也不知乐什么呢。等我和余阳下楼，这姐儿仨已经在厨房做起了饭。
吃罢饭告辞，汪虹送她们出去，还听见吴霞一边发动车子一边嘱咐：“别忘了啊！”
汪虹回答：“忘不了，你们放心吧。”
我问汪虹：“干嘛呢找你？”
汪虹说：“没啥事儿，侯玉花让我帮她找个男人。”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毫不惊奇，不管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在布拉格都很难单独生存。不要说开大车跑外地这样的大活儿，就是练个小摊儿一个人也很困难——不说需要勤去批发市场找货，厕所总要上的吧？一个人就没办法。当然，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一块儿干也行，但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在难以言喻的寂寞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异性的抚慰就更显得重要。
在布拉格的中国人都是成双成对，但几乎没有一对是真正的夫妻。这种因为生存需要而临时结成的伴侣，华人社会称之为“傍肩儿”。这个名字起绝了，它极其形像地说明了两个人的关系：在路上肩并肩行走。“傍”当然有“依靠”的意思，但它绝不是国内盛行的那种“傍大款”的“傍”，这种“依靠”是互相的。
我有一位姓史的朋友，他到布拉格不久便有了一位小鸟倚人的傍肩儿，很漂亮的，在国内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姓潘。小潘已经结婚了，遇上出国大潮，不免心动。先是想让老公出来试试，但老公不肯，说按道理你先出来才对，你有英语呀。她想也对，便来到了布拉格。到了才知道千难万难，就跟史先生傍了肩儿。小潘后来跟我很要好，什么话都对我说。她说每天夜里就怕被电话铃惊醒——因为时差的关系，国内电话一般都在深夜或凌晨打来。遇到这种情况，她和史先生谁都不敢去接，她怕是史先生的太太，史先生怕是她的老公。俩人经常在黑暗中相拥着，任那铃声不屈不挠地响。
后来，史先生的太太来了，她们依然住在一起。当然，史先生的床上已经不是她了，她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由于习惯的原因，有时她仍然为史先生的饮食起居操心，史太太便有不悦表现出来。有一次史先生开车从外地回来，一进家便钻进了浴室，她忘了史太太已经来了，又去替他找干净的内衣裤，拿着就要往浴室走。史太太拦住她说：“潘老师，他和你过去的事我都知道，说真的，我要谢谢你对他的照顾。但以后，”她从小潘手中拿过史先生的内衣裤，“这样的事由我来做。”
以后小潘的丈夫也来了，四个人租了一套大房子，仍然在一块儿住——生意都在一起，分不开了。两对夫妇和和睦睦，过得也不错。
我还认识一对儿北京傍肩儿，男的叫王明，女的叫席倩倩，是汪虹的朋友。汪虹说这俩人以前可有钱了，席倩倩的衣服都是去巴黎买。
一个晚上，俩人正吃饭呢，有人摁门铃。一问，是熟人，便开了门。
王明被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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