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玉花担心的是以后钱不好带，觉得这是件麻烦事儿。小玉却根本不在乎，说：“藏呗，一个中国人藏的东西，一万个老毛子也找不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连他们也骗不了，还吹什么五千年文明。”
大家就笑。
小玉说：“出去还真得万事小心，我给你们讲一件事儿，是我这回碰见的。我们那包厢就三个人，空了一个铺。车到乌兰巴托，俩蒙古警察搀上来一个小子，中国人。进来就趴我铺上不起来，我说你到上边儿去，这是我的铺。他可怜巴巴地说，‘大哥，帮帮忙吧，我受伤了，上不去呀。’闹了半天是伤员，我说得得，一会儿我上去，你就趴着吧，可你伤哪儿啦？不说。我又问，你这口音怪怪的，你是哪儿的人呀？他说我就是二连浩特人。我说你懂蒙语吗？他说懂。我说你在乌兰巴托干什么呢？他说做买卖。我问能赚钱吗？他迟疑了一下，说能，紧接着就大哭起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老爷儿们，哇哇地哭呀，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个哭法儿，登时就傻了。哥儿几个也都起来劝他，劝不住，往死嚎。一直哭了将近俩小时，才慢慢儿止住。我好奇呀，又问。这回，他把全部事情都告诉了我。”
他不说了，小口喝着扎啤，又夹了一块盐锔鸡，有滋有味地嚼着。
汪虹急了，说：“怎么没下文儿啦？”
小玉问：“想听？”
汪虹说：“废话。”
“想听就给我满上酒。”小玉端起了架子。
“德性！”汪虹给他把酒杯斟满。
“你们俩也想听吗？”他又问吴霞和侯玉花。
“想听。”侯玉花说。
“给我这碟里倒点儿醋。”他吩咐。
“小样儿！”侯玉花狠狠瞪他一眼，给他往碟子里倒上醋。
“你不想听？”他问吴霞。
“不想听。”吴霞淡淡地说。
“那完了，有一个人不想听我就不说了，告诉你们吧，其实我也不想说，真的。”小玉说。
汪虹性急，说吴霞：“哎呀你就说个想听得了，这臭小子不就要这劲儿嘛。”
吴霞说：“想听。你还能出什么妖蛾子？”
“想听就行，把那虾给我剥了皮儿。”小玉说。
吴霞恨恨地把虾皮儿剥掉，冷不防塞进他嘴里，说：“妈妈喂你吃。”
小玉得意地嚼着虾，又喝了口啤酒，说：“下边儿的事儿其实不好听，你们让我讲，我就讲。那哥儿们是二连浩特人，姐夫在当地公安局当着个什么长，他平时走路都横着。二连浩特是个两三万人的小镇，没生意做，几个平素不错的朋友就结伴儿去了乌兰巴托。那儿去乌兰巴托容易，就像咱们去天津似的。语言又通，关系又多，哪儿能不赚钱呢？可是有人赚得多，有人赚得少。他赚得多，别人赚得少，麻烦就来了。可他偏偏没察觉到，还以为都是铁哥儿们呢。按道理说我赚得多是我的本事，你谁也奈何不了我。可那是在异国，有的是治你的办法。蒙古政府也是看中国人赚钱眼红，也突然出台了一个什么**法律，不准中国人带钱出境。在乌兰巴托的中国人基本都是从内蒙古去的，个个都有语言，人人都有关系。哪儿象咱们，到了海关才知道不让带钱。人家早就知道了——有内线儿呀。这哥儿们正好要带钱回二连浩特，朋友说现在带钱麻烦，他说没事儿，你到时瞧吧，咱有办法。哥儿几个预先就买好了票，一个包厢。上了火车他就用改椎撬开包厢头顶的木板儿，把两万美金放了进去，再把木板儿封好，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哥儿几个都夸他聪明，说下回也用这办法。车到扎门乌德，离二连浩特就几公里了，上来了几个蒙古警察。一进包厢，把四个人的护照一收，让到外面等着，要检查。两分钟不到，警察出来了。那哥儿们进去一看，傻了。蒙古警察哪儿都没碰，直接撬开了头顶那块儿木板！我说他们怎么能知道你藏钱的地方呢？他说这还不明白？都明摆着了，三个朋友中的一个半道儿上向蒙古方面告了密！他要是不去要钱也就没事儿了，警察很快就发还了护照，都盖好了出境章。可他不认头——两万美子，也不算小数了。他仗着在蒙古有点关系，不想吃这哑巴亏。那几个蒙古警察也没想到他敢来要，打算几个人分了拉倒。可他就来了，说对不起，我放在包厢里的两万美金没有了，你们必须还给我，那是我在乌兰巴托合法挣的钱。警察开头儿还想赖，说我们没有见到你的钱，而且私带美元出境是违反蒙古法律的。他说违反法律的事情是一回事，你们偷偷拿走我的钱是另一回事。你们要是不承认拿了钱，我就要向你们的上司直至最高领导人控告。几个警察听了面面相觑，知道这钱是不好私吞了，便说你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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