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邹月娥溜溜达达地走进了一家样貌比较正规的店铺。
三两个小年轻正蹲在墙角挑着一堆用小瓷瓶装着的六厘蟋蟀。邹月娥将蛮沉的兰花盆贴着角落放置好，便抬头逗着鸟笼子里一只会说话的鹦鹉玩。我走到台前，将蛐蛐罐放到玻璃板上，“老板，您这儿收蛐蛐儿么？”
中年老板一愣，“……先看看。”他扒开柜台上的几张二手房图贴，稳稳揽过罐子，掀盖一看，眼睛亮了亮，“嘿，有年头没见着这么黑的种儿了，挺漂亮。”
“您放心，绝对是好虫儿。”一旁的几个学生也围了过来。
老板用蛐蛐探子拨了拨，表情很是满意，“过过称？”
我想了想，一点头道：“行。”
让黑头蟋蟀跟称上走了一圈，老板和几个学生都显得很惊讶：“八厘四？够大的啊！”
老板定定神儿，再次细细观察其蟋蟀，口中问道：“这么大的个头儿，跟山东拿的吧？”
“没有，北京抓的。”我这人比较实诚，实话实说：“就护城河边儿上。”
老板哦了一声：“北京的蛐蛐儿差了山东几个档次啊，别看个大，可斗性不行，小伙子，这样吧，你这只我收了，一千块钱。”
要知道，以前的北京还是能淘到不错的蛐蛐儿的，像西山八大处，永定河西的云岗，昌平十三陵，但近些年，北京蟋蟀质量整体下滑，零零散散有一些，却再没什么品相不错的虫儿了，市场上销售的，大都是山东蛐蛐儿，数泰安市宁阳县泗店镇的最为出名。所以，他说北京的蛐蛐儿斗性差，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想也不想地摇摇头：“太便宜了，怎么也得五千吧？”
“五千？”老板笑着把蛐蛐罐推了回来：“那您收好吧，你放心问，整个官园鸟市都不会有一家肯花五千块钱收的。”
我收回蛐蛐罐，默然退出店外。
或许是为了印证他的话，之后的一个小时，我在市场里里外外问了个遍，给八百的有，给三百的有，更有甚者觉着我不懂行，竟要拿出五十块钱收。
想想也是，人家一般都去山东一筐一筐的低价收购，自然不愿花几千买一只蛐蛐儿。
叹了叹气，我无比怀念以前在西直门的官园鸟市，那会儿，许多玩家儿抓了好虫儿后，都在鸟市最东面的平房边摆摊位出售，不用交摊位费，更没有什么限制，自由度极高。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正当我和邹月娥准备到外面透透气，身旁一个卖鱼的好心店老板扶着水族箱告诉我们一个地方，说不妨去那里碰碰运气。
“谢谢您。”
我们去的是阜成门立交桥附近的一个小花园，据卖鱼老板说，许多跟官园鸟市买了蛐蛐儿的人都会在这边交流一下，其中不乏有钱的款爷。与一般玩蟋蟀的人不同，很多有钱人是靠这个赌博的，所以，若入了他们的眼，几万块钱都肯出。
石子路的尽头，是几方白石桌。
有遛鸟聊鸟的，有下象棋围棋的，好不热闹。
“小靖，咱们换换。”邹月娥把她的花盆给我，拿过了蛐蛐罐：“我看你不太会卖东西。”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那麻烦你了。”
我们粗略商讨了一会儿，邹月娥便朝着几个正在斗蛐蛐儿的小年轻走过去，把蛐蛐罐往石桌上一撩，翘着二郎腿坐稳在石凳上，取出lv手包中的小纸扇子，不紧不慢地给自己扇着风：“有没有要蛐蛐儿的，这可是正宗的山东虫儿，黑头黑身，绝对好品相，出售喽。”
呃，明明是我跟护城河抓的，怎么成山东蟋蟀了？
她这一嗓子，倒真喊来了不少看热闹的。
我不太习惯这种场面，总感觉有点丢人。
邹月娥却气定神闲，把蛐蛐儿叽里呱啦地一通乱夸，却没有掀开盖子让他们看。
这时，同桌的一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撇嘴道：“姐姐，您说得也忒邪乎了吧？”
邹月娥呵呵一笑，瞅瞅他：“不信？掐一场看看？”
“掐就掐！”他捅了捅身侧的一个同学：“还不让你那只大元帅试试手？”
那人信心满满地把捧在怀里的罐子放到桌上，掀开盖子，用路边那种专门做探子的草拨了拨蛐蛐儿须子，传出嘎嘎鸣叫后，男孩看了邹月娥一眼：“大元帅是七厘二的虫儿，还掐吗？”
有热闹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围观的越来越多。
邹月娥斜眼瞄了瞄蛐蛐罐：“小同学，就你这小不点还敢称大元帅？我看叫小米粒儿差不多！”她嘴可够损的。
众人哈哈大笑。
几个初中生被气得够呛，纷纷叫嚣着让邹姨的蛐蛐儿亮相。
然而，当邹月娥不徐不疾地揭开蟋蟀面纱的那刻，大元帅的主人几乎跳了起来，大叫一声我靠，“八厘！”
邹月娥吃吃一笑，补充道：“是八厘六。”
呃，明明是八厘四。
几人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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