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将本官怎么样。此举不过是为了应对百官dàn hé。”
年羹尧捧着手中那只茶盅，小口小口地啜着，越啜越是心安理得。
石咏心里却忍不住大大地“呸”了一声，感情贵妃的病，也是值得年羹尧利用的工具，此人到底有多凉薄多冷血，他如今总算有了个清醒的认识。
“本官是福惠阿哥的亲舅舅，福惠阿哥深得皇上宠爱，生母份位最尊，皇上没有嫡子，定是已经秘密建储，将福惠阿哥立为太子……若是本官当真像是百官dàn hé的那样，犯了那许多大罪，件件足以处以极刑，皇上又怎么会只是降职而已？”年羹尧很得意，“人生起起落落的多了，郭子仪亦有三落三起。只要我留得性命，保不齐明日便复起，重回人前，到时且看百官又是如何一派嘴脸！”
“所以，明日，等明日，皇上的旨意就要到了！”
年羹尧始终望着涌金门外的西子湖，手中捧着茶盅，反反复复地说这一句话。他身为城门吏，理应戍卫城门，盘查往来的可疑人物。然而这一位却挺着脊背，端坐在城门跟前，将往来百姓视为无物。
至此，石咏已经觉得他再没有与年羹尧交流的必要了。他回到在杭州暂居的寓所，便开始着手撰写给雍正的密报。但石咏心里很清楚，所谓密报，他只能写成记叙文，不能写成议论文，也不能带自己的评论观点。
于是洋洋洒洒的一篇年大将军沉浮录写完，石咏只公正客观地记述了他这几日所见的年羹尧个人遭遇，没有半点评述。
然而他在向武皇的宝镜请教的时候，这篇稿子却被武皇毙掉了。“世间任何一人都有七情六欲。你该想想，龙椅上那位的性情究竟是如何的。”宝镜如是说，“完全做一面镜子，将镜里人物映得纤毫毕现，此间与年羹尧全然不熟的官员就都能做到，皇帝要你来干嘛？”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石咏对雍正的性子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就年羹尧这一事，这一位的性格已经足以教世人都看明白了。
“除此之外呢？”宝镜再度问，“他可曾刻意掩藏自己的心意过？”
“没有！”石咏老实回答，至此他也明白了宝镜的意思：人都是善于由己及人的，若是石咏一再为了求不过不失，而完全抹煞了自己的观点与情绪，在旁人那里可能会被认为是冷静理智，在雍正那里，只怕会觉得自己摊开了一张假面具。
于是，石咏斟酌了又斟酌，修改了折子，承认自己在听见年羹尧那傲岸无比的道歉之时，心内曾生出无数的“意难平”。此外，他原本也想评价年羹尧提及贵妃和福惠阿哥的那一段，但是斟酌再三，这毕竟是皇家之事，不是他石咏的私事，因此只诚实地记录了事实，没有过多评价。这折子他又从头至尾认认真真检查过一回，确认决计没有“夕惕朝乾”这样的谬误了，才往京中递了上去。
年贵妃自雍正三年初夏，便迁居圆明园，在那里静养。
这日杭州的几处折子一并都送到，雍正一一批阅。先是福敏报查抄杭州将军寓所事，并将所抄之物中恐有违禁之处的都呈了上来。雍正看了那《西征随笔》之后气得脸色发青，直接在书的扉页上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随即他便将那书册扔了出去，命张廷玉：“拟旨，快拟旨，锁拿汪景祺此人，再查有无类此狂悖讥讪的文字。”
张廷玉躬身拾起《西征随笔》，他自己已经读了此书，知道里面的文字都是gē gōng sòng dé拍马屁的，只不过拍了年羹尧的马屁，却忘了年羹尧上面还有皇帝，而且不止一任皇帝。张廷玉听过汪景祺的才名，不仅为此人感到可惜，觉得此人恐怕今生再也与仕途无缘了。岂料雍正大声道：“竟敢作诗讽刺圣祖仁皇帝，简直是大逆不道。”
雍正没说汪景祺的这些马屁诗讽刺了自己，他说的是讽刺了康熙皇帝。
“大逆不道”四字一旦说出，汪景祺便再无生理。张廷玉心头一紧，但也再无它法，只能默默捧着那本《西征随笔》，出去拟旨。
雍正独自闷坐了好一阵，才想起他尚有其余折子要看，随手拿过一本，却正是石咏那本禀报年羹尧现状的折子。雍正飞快地读下来，见石咏的笔触主体冷静客观，但是还是偶尔在与己切身相关之处，流露了一点点“真情实感”。待再看到末尾，见石咏记述年羹尧的疯态，那“明日复明日”的盼望，笔致里，竟然多多少少带些怜悯，这可能是撰写者本人都未曾察觉的。
雍正面无表情地提起朱笔，在密折上批“朕知道了”四个字。
放下了朱笔，雍正疲惫地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儿，闭上眼。看完石咏写的折子，他突然觉得有些共鸣，每每觉得年羹尧可恨至极的时候，他又难以避免地觉得此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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