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陷在“泱泱上国”的自我认知中，认为没有必要与西方进行交流，互通有无。
石咏却知，在康乾盛世的光辉之下，泱泱大国却失却了开始工业革命的先机。相比西方的“蛮夷”小国而言，中华的政治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但是这种成熟未必便是好事，多少人因循守旧，陷在上国大梦里无法清醒。因此石咏以为，若是有个机构，能趁着国君锐意革新，愿意与他国取长补短之时，能够不断地进行文化的交换与输出，百年之后，中华未必会在洋枪洋炮之下那样屈辱地敞开国门。
十七阿哥听了，严肃地看了他一眼，说：“茂行，我原本听十六阿哥说起你，总是能冒出些与旁人不同的巧思，但你一向所任的乃是内务府属官，所办差事大半是各种工程与工艺相关的，我倒是没想到，于国之大事，你竟也有这些个想法。”
这话说得恳切，石咏听了竟莫名生出一点感动。
十七阿哥给石咏扣上这样一顶帽子之后，紧接着派给他差事：“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好好拟个折子，如今皇上正鼓励群臣百官上书‘兴利除弊’，咱们理藩院也得有个人带头……就你吧！”
石咏：……他就当是能者多劳了。
但是此事嘴上说说很容易，当真要拟折子向雍正提建议，还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写就的事。因此石咏在这一段日子里，大多白日里在各处“行走”，晚间回到家，慢慢将他的想法记录下来，并且咨询了武皇的宝镜，按照人君比较能接受的上书形式，将这本奏折一点点拟了出来。
第一部分当然是简述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对外关系。
石咏一面准备这一部分，一面细细留心各处与西方的交流，准备了很多数据。清廷自顺治帝以下，就一直与西洋传教士有很多往来，除此之外，广州十三行的开立，各处海关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与税收，足见中外商业与手工技术的不断交流已经非常频密。石咏在此进行了一个总结，强调这些往来早已不容忽视，不可继续任其“野蛮生长”，也不可一刀切，一味阻断这种往来。
相信这其中的利弊，在早先马国贤的事件之中，雍正应当已经有所了解。当然，石咏用的最简单的一个论据就是：理藩院既然已经管着对鄂罗斯的往来，为什么其他国家就管不了呢？
第二部分石咏则详述了新成立部门的主要职能范围。目前理藩院的主要职责，多半是参考最早成立时蒙古衙门的职责，包括拟定与颁布爵禄、官制、户口、赋税 、驿站、贸易、教务等政令，更多是以上对下，对藩属的管理。而石咏所提的新衙门，负责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接待外国公使在京城居住的一系列事务，维持平等的外交往来关系。此外，这个新衙门还要则主要负责与他国往来人口的身份、期限、礼仪、通商、关税等一系列政令，统一设置后，交由各处海关与口岸实行。
第三部分石咏则具体建议了该部门的人员设置，并将目前已经有传教士或是使节在京的外国人按照国籍进行了大致区分，建议按照对方国别设置该部门的机构与人员，并设置同文馆等作为附属翻译机构，对该衙门的事务进行支持。他统计了所有已有往来的国家，包括法兰西、英吉利、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两牙、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瑞典、波斯等国。此外东面还有日本及西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属国，目前对日关系的主要任务则是仿倭。
在此之前，石咏从未准备过如此详尽的奏折，但是没办法，既然职责在身，又不想丢份，就只能多下苦功，将资料收集得翔实，令奏折里满满的都是干货，看起来言之有物，形成一个务实的风格。
他听从了宝镜的建议，并结合以前做科研时打报告的经验，在文章的最开头列了一段摘要，简明阐述了他的论点与论据。最后则附了一段资料“索引”，详述他所引用的数据，是从何处取得，是哪一年的数据，详加标注，无形中令他的整篇文章显得格外可信。
将所有的内容都准备完成之后，石咏去寻了弟弟石喻帮忙。他恐怕自己写出来的文字“太白”，便请石喻帮他润色一二，再适时引经据典，讲两句孔夫子说过的话，这样好让他的观点更加不容易反驳。
石喻读了哥哥的“大作”，一开始的时候，径直拿了一枝笔，在石咏的字里行间，做些修饰与改动，到后来，石喻越读越是出神，最后竟将笔搁下，将文章还给石咏，说：“大哥，您这文章，依弟弟看，已经着实没有什么需要再改动了。有理有据不说，文章鞭辟入里，直中要害，弟弟……好像明白了策论应该怎样写，才是真正的言之有物。”
石喻如今正在准备雍正元年的恩科，据他的老师朱轼说，石喻的策论水平已经迅速提高，好些读了十几年书的读书人，都未必赶得上他的水平。但是石喻竟然对石咏这文章如此推崇，可见功夫不负有心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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