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天，林逸去南宁市工业园区实地调查了一下，与几个欧洲钟表厂的负责人交谈一番后，他心里有底了，吩咐政务秘书何方通知人民根据地政务院官员、云南省政府官员、贵州省政府官员及文化部的周叙部长到南宁开会。
公元1855年8月3日上午，在林逸的主持下，召开了由人民根据地三个省、人民根据地政务院、文化部及人民军军队重要官员参加的讨论实行西洋时间制的问题的会议。
在广西省省府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光线明亮，由几张桌子拼凑而成的一个长方形的桌面上盖着一层白布，林逸一个人端坐在长方形桌子的正面，两侧分坐着五、六个官员。
右边居首的是广西省省长林春礼，左边是云南省省长唐尧文，其它的人里有文化部部长周叙、人民军后勤部的周炳坤部长、参谋部的孙定军总参谋长、参谋部的吴命陵副总参谋长、贵州省省长康思维（原重工业基地攀枝花市市长）、政务院秘书长曾奉仁（原人民党经济委员会最初始的五个委员之一）、南宁市市长潘文华、还有一些人林逸不太熟悉，应是一些部门或重要城市的重要官员，但其官职身分不用说亦非同小可。
会上林逸抛出《人民根据地试行西洋时间制暂行办法》的报告让大家讨论，《暂行办法》里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采用西洋时间的度量单位：秒、分、时、天、周、月，年；二是全面套用西洋时间标准，与世界接轨。
第一个观点中给出了西洋时间各度量单位的关系，如1分=60秒、1小时=60分、1天=24小时、1周=7天、1年=12月等等。
第二个观点中详细阐述了怎样套用西洋时间标准，林逸把自己私下制出的那张中国时间与西洋时间对照表原样写了上去。对中国年历与西洋年历的套用，他也作了说明，以欧洲基督教耶稣基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年），称之为公元。
等每人都认真阅读文稿后，林逸扫视大家一眼，开场道：“各位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林春礼首先恭敬道：“林主席！请恕在下愚鲁！，我不知这抛去中国千百年来沿用的历法，转而使用西洋历法有什么好处？”他灼灼的目光盯着林逸，神情疑惑。他的想法其实就是大多数土生土长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官员的想法。像往常一样，林春礼如此一问并不是想反对林逸的主张，只是想把林逸的想法彻底理解透彻，以免以后开展工作时出现偏差。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林逸提出来的主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而且许多事例证明事后林逸的主张都是正确的。
林逸肃容道：“西洋人的那一套时间制既简单易记又合理完善，它精确到了短暂瞬间的‘秒’，这更能适用人民的生活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这方面的体现将越来越明显。而改历来的一朝皇帝一种新年号的做法为目前的公元年叫法，可以保证人们使用年号的连续性，这既保证了与世界各国的一致性便于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交流，又便于老百姓的使用与记忆。从深层意义来说，也可以从思想上根除老百姓部分封建思想余毒，反对个人崇拜，天下平等！”
云南省省长唐尧文赞同道：“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林主席的观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的，那么多的年号，有些皇帝命长点的倒还好，命短的仅是当了几天的皇帝，这年号几天一换，怎么能不把老百姓搞糊涂呢？还有在不同的朝代也并不是都是统而全的，有时中华大地被迫分割成几个国家，这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皇帝，就有不同的年号，除非是专门搞历史研究的人，不然平常老百姓怎么能搞得清楚啊？种种这些都不便于人们了解学习我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知识。”唐尧文的观点代表着海归派或是接受过西洋文化教育的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人民党、人民军、人民根据地政府中有相当大一批。
“只是中国千百年来都是使用这种历法，老百姓都习惯了这种叫法。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已约定俗成地使用以天干地支为时间名称的习惯做法，一时他们怎么改得过来啊？”政府院秘书长曾仁奉担心道，他对突然实行《暂行办法》是持反对意见的。曾奉仁中等身材，年纪在四十五许间，长着把长须，眉浓发粗，眼若铜铃，身子仍极硬朗。他一直负责人民党的经济工作，受过很好的私塾教育，要不是被人陷害弄得家破人亡，他可能永远也走不到造反这一条道路上来。
有反对意见是正常的，最怕的就是没有一点反对意见，大家一个声音，唯唯诺诺只会一味盲从，那才是最可怕的，这一点林逸很清楚，他并不见怪地接口解释道：“我们实行西洋时间制，目前也只是暂行而已，并不是说就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目前老百姓还在使用的时间制不用了，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开始、发展、适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旧时间制与西洋新时间制将会并存，直至老百姓完全习惯了新的时间制为止。但在整个过程中，政府都不会强迫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