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刑名从商
酷刑是用来震慑人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下的社会。
秦国能够利用法家完成华夏有史以来最大的统一，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历史进程的必然。
但是商朝亡于酷刑和暴虐，却值得画上一个问号。
周朝是如何推翻商朝的，其实并不是后世儒家所传颂的民心所向那么简单，在推动阶级变化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商朝的作用是真正的先驱者。
从商汤开始，对于奴隶的态度就已经有所转变，在商朝之前，奴隶生下来就是奴隶，平民生下来的就是平民。
但是平民犯了错或者成为战俘，就可能成为奴隶。
但是奴隶永远不可能成为平民，更不可能成为贵族，他们只是跟牛狗牛羊一样，是贵族的财产而已。
但是商汤却做了一件敢为天下先的大事儿，他启用了一个奴隶身份的人，并且赐予了他至高无上，甚至高于王权的权利。
这个人就是伊尹。
伊尹本名伊挚，父亲是一个厨子屠夫，母亲是一个采桑女，他出生于一个奴隶家庭，即便是从小聪慧，惊为天人，依旧没有摆脱奴隶的身份。
但是商汤却对伊尹求贤若渴，为了能够得到伊尹，商汤甚至不惜大代价向莘国国王聘请伊尹，留下了比三顾茅庐更早的遗迹，三聘台。
由于有莘王并不答应商汤聘任伊尹，商汤只好娶有莘王的女儿为妃。于是，伊尹便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汤王身边。
《孟子》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
伊尹从一个奴隶，成为了华夏第一个帝王之师。
商朝建立后，商汤便封伊挚为尹。《史记·殷本纪》皇甫谧注云：“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
“正天下”就是要以身作则，作天下楷模，师范天下。
《尚书君爽》引周公语说“伊尹格于皇天”，是代天言事的。
伊尹的话在当时的商朝就等于天意。
所以可见商汤当时对于奴隶阶级已经有了改动了意识。
这并不是一个求贤若渴的故事，更是一个明君对于社会阶级变动做出有利推动的故事。
不过可能是商汤太过理想主义，他想以伊尹为精神标杆，就像是后世的道德标兵一样，作为一个精神偶像来规范奴隶们的言行举止。
但是事实证明，伊尹只是少数派，有了伊尹这个奴隶身份转变后，反倒让商朝多了很多不安分因素，也是当时，伊尹派系的权利越来越大，真正的从意义上高于王权，变成了，从实权上高于了王权。
而且脱离了奴隶身份之后的伊尹，用事实证明了，只要掌握了权利，欲望就会无限攀升，有了伊尹放太甲的‘不忠之事’。
这批依仗伊尹派系的新贵，通俗来讲就是‘奴隶主’。
殷商最开始只有，王族，平民两个阶级，现在多了一个奴隶主，自然有了巨大的变革。
于是殷商王朝发现，道德的约束力，真的并不高，反而会造成大量的不稳定因素。
商朝一直到第十代帝王仲丁国力一直没有进步，反而有所退步，这时恰巧毫都发洪水，并且东南的兰夷叛乱，仲丁顺势迁都嚣都，但是当时却遭到了伊尹当年扶持的奴隶派系新贵的强烈反对。
这次的反对让殷商王朝见识到了，奴隶群体光用道德标准已经束缚不住了，但是依旧依靠殷商王族的力量，强制迁都。
但是这次迁都却造成了影响商朝百年国运的‘九世之乱’，迁都嚣都之后，奴隶派的新贵们开始参与殷商王室的内务。
商朝的王位继承制一直为“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制度。
但是早期殷商王室是一块铁板，但是这些奴隶派新贵（也就是奴隶主）参与了王室内务之后，殷商王室就开始各自为政了，他们怂恿所有拥有继承权的王族，提前发动政变。
导致了殷商百年的‘九世之乱’直接让殷商的国力衰退到顶点。
一直到盘庚继位后，以雷霆手段迅速整合王室纷争，并且两次迁都来消耗奴隶派勋贵的势力，最后并且立下了影响华夏后世文化的《汤刑》，为后世法家和法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在《汤刑》之前也有《禹刑》，但是《禹刑》主要是根据上古时期的人文文化，规定一些原始社会的法规。
但是《汤刑》确实已经有了针对性的严惩。
《汤刑》内容的重要部分，实际上是官刑，即《汤刑》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各级官吏。
《左传》对此记载说：“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意思是，官吏如果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官风不正，就要受到处罚。
这就直接限制了原本奴隶主不劳作，喝人血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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