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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不是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所占比例，而是社会总产出值与总消耗值的比例。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出值低于总消耗值的时候，就无法完成基本积累，也就进入了老龄化时期。
如此一来，社会生产效率成为关键因素。
社会生产效率越高，意味着在同等劳动力的情况下，总产出值越高，也就能够提供更多的总消耗值，能够赡养更多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比如，日本在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百分之十七的时候，才进入老龄化时期，而中国在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百分之十一的时候就已进入老龄化时期。作为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这个比例要达到百分之二十一才进入老龄化时期。
对中国政府来说，首要任务就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虽然提高生产效率的第一因素是科技，但是在国家竞争中，科技只是次要因素，控制资源与市场，才是主要因素。比如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前，中国的钢铁企业的生产效率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但是没有资源的定价权，利润率非常低，大部分利润被垄断了铁矿石的西方企业篡取。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利用朝鲜的几座超级矿山，中国企业夺回了铁矿石的定价权，利润率大大提高，意味着能够在同等投入的情况，获得更多的汇报，等同于提高了总投资汇报率。
在贸易中，这等同于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
显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很难获得好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早在二零二四年，中国就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德国的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但是到二零二九年，中国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仍然远远低于日本，甚至低于韩国。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出台了很多针对中国企业的“排他性政策”，限制了中国车企在美国的扩张。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无一例外的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即中国要想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就得建立新的贸易规则，并且成为规则制订者，不然就只能听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摆布。
黎平寇提出的“排他性经济政策”，以及建立地区性经济共同体，正是针对这个问题。
从地缘政治出发，东南亚无疑是中国的首选目标。
东南亚的十一个国家，总共有六亿人口，国土面积超过四百万平方公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说，既是资源产地，也是消费市场。如果与中国构建经济共同体，必然能够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东南亚国家、以及六亿东南亚人也能从中获得非常明显的好处，比如中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以及借此机会进军中国市场，获得更加光明的前景。
更重要的是，绝非只有中国在搞地区性贸易。
欧盟早就盯上了北非与近东，俄罗斯则致力于前苏联地区，美国在加紧建立覆盖整个拉美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连日本都在跟印度进行广泛合作，而中东地区的伊朗、非洲的南非与澳大利亚都在寻求建立类似的自由贸易区。
全球经济向区域化方向发展，已经不可避免。
在这条新的跑道上，中国只有把握住机会，才有可能获得发展机会。
可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不是政治家改变历史，而是历史塑造政治家。
只是，作为优秀的政治家，必须有足够长远的目光。
黎平寇是自傅秀波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家，自然明白区域性经济的最终结局，也就无法回避黄峙博提出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答应黄峙博的要求，黎平寇才能得到军方的全力支持。
要知道，黄峙博将在国家领导人换届之后才会退役，因此在下一任国家元首的问题上有足够大的发言权。
如此一来，黎平寇等于与黄峙博结成了政治同盟。
也许，这不算坏事。
与越南的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过几年，新的挑战就会出现，而中国需要一位具有超凡胆识与谋略的领袖。
谁能在二零三二年出任国家元首，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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