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啸命令，曹变蛟的第七镇兵马，从南京城一路南下，攻下整个应天府，再占领广德州，然后进入浙江地界，要求整个第七镇兵马，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定要攻下整个浙江，兵马最前锋，直抵前往福建的仙霞关。
刘泽涵部的第八镇兵马，则是将整个南直隶的其余州县，象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在两个月内的时间内，全部占领。在把整个江南之地占领完成后，全军西进，与黄得功部兵马汇合。
黄得功的第九镇兵马，则是从南京城一路西攻，从南直隶一路往攻江西。要将整个江西北部，象广信府、南昌府、袁州府、抚州府、临江府等地，要全部纳入唐军的统辖范围。最终其部兵马，在与刘泽涵的第八镇兵马汇合后，分成南北两部，北部的黄得功部，围攻九江，与左良玉部对峙。南部的刘泽涵部，兵临赣州，压迫据占江西南部的郑芝龙。
三镇将领，齐齐应诺而去，望着这些手下将领离去的背影，李啸一脸欣慰。
从前世穿越过来的他，当然知道，拿了这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对自已来说，意味着什么。
从现在的史学资料来看，那明代人口分布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明代时，当时主要的人口，就是扬州，荆州，直隶，还有部分成都。而在这些地方，又是江南一带的人口最多，质量也最高。
对于明朝来说，“江南”一带，才是真正的重要产粮地区，文化中心与经济中枢。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绝非只是随意说说。
早在宋代，江南就是国家的财源赋税的重要基地，《宋书》这样描述江南：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而明代陆楫著《禁奢辨》中，则感慨地写道：“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越之奢，莫盛于苏抗之民。”“只以苏抗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舱，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也……”
而在这风雨飘摇的明末，这江南一带的财赋贡税，更是国家银粮的根本所在。而在这个苟延残喘朝不保夕的年代里，江南一带的税赋亦是快速增加，同样已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
以至于在明末清初，顾炎武在《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日知录》卷十六）中，就说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他同时在文章写到，现在租税太重，“民不能堪也”。
这些文字写于明末，已经是明朝税收的重税期，这也从侧面可以看出，江南一带的富庶以及对国家财政的支持力度有多大。
有江南的人口与财赋加持，加上李啸先进的经济基础，哪怕只在财政方面，放至在整个东亚一带，李啸的财力，都将无比匹敌。
因此，能把这整个江南鲸吞而下，这大明江山的财赋命脉，也将从此尽在自已掌握之中了。
江南在手，天下我有……
从这一点来说，作为李啸最为接近的对手郑芝龙，眼光就狭窄浅陋得多。他与李啸相比，就象一个土财主，眼中只有自已手下这一亩三分地，完全没有半点着眼全局统制天下的目光。
在唐军从山东出兵南下之际，他非但没有立刻出兵，一则挟制那弘光监国，二则占领整个富庶无比的江南，从而只是一味守住自已的福建、广东、以及江西南部这些基本盘，这般眼光与作派，实在令人无主得紧。
也正因为郑芝龙这般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才让李啸南下之路，如此顺畅与迅速。
虽然郑芝龙现在挟逼弘光前往福州，让他手中多了一个傀儡，但他让唐军这般顺畅地占领南京，再趁势攻占整个江南，实在是因小失大，格局与眼界都太过狭隘。
说来说去，郑芝龙这人，只能是一个地方小霸主的存在，再指望他能有心怀全局放眼天下的气度与胸襟，实在是太过为难了。
所以，郑芝龙此人在正史上，也一直都是私心自谋，只求经营自家在福建的这一块小地盘，毫无国家与民族概念，以至于清军一打过来，就立刻想着投降清廷，从而保全自家财产权势与这一隅地盘。甚至，此人非但自身前往清廷献降，还不惜出卖那隆武帝朱聿键，卖主求荣，以求清廷赏识，真真毫无气节，又可悲可笑。
可叹郑芝龙这般苦心算计，最终只落得镜花水月一场空。只是不知道，他在被清军押往京师，最终被斩杀于菜市口之际，会不会悔不当初。
在将领都散去后，李啸复与那些降官在殿中闲谈了一阵，这时，忽有礼部尚书钱谦益，一脸犹豫地向李啸走近几步，然后颤声道：“禀唐王，老臣有话要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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