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5月，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案件（拐卖妇女儿童是孙纲在原来那个时代最为痛恨的事情之一，认为凡是宰了人贩子的人国家应该“罪减一等，概此辈人贩无有不可杀者”），而恰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收养的多名孤儿患病而死，一时间谣言四起，可更巧的是，有个偷拐儿童的歹徒武兰珍被一名被当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这下更是弄得民情激愤，士绅哗然，书院停课，给官府和教堂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县刘杰将人犯武兰珍带到望海楼天主教堂对质，却发现教堂根本就没有王三其人，教堂内也没有人认识这个武兰珍。
可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得知后大批赶来，数千人将教堂围了个水泄不通，长时间不肯散去，大有不查个明白誓不罢休之势，以至于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好斗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在要求总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便亲自带人前往教堂，不料见到知县刘杰根本无力解散群众的时候竟然怒而开枪，结果将知县的随从“一枪爆头”，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围观的群众群情激愤之下，当场将丰大业及其秘书“乱拳打死”，连带天主教堂里的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教徒都死于非命，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教堂，慈善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全部被焚毁。由于这些参与者中尚有不少心怀鬼胎的秘密会社成员，这就使得这个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天津教案”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联合提出抗议，大批外**舰也前来天津海面巡弋示威，局势极为紧张。当时德高望重但年迈多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这事，不料却发现形势远比他所预期的更为棘手，法国方面要求将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全部处死，而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大夫文人则吵嚷着反对作出任何让步或安抚。在这种紧急情况之下，曾国藩表现出了非凡的正直和胆略，他没有迎合公众愤怒的情绪，也没有屈从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决定先弄清楚案件的是非再说，他劝说朝廷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他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人的案件当中去，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楚了他们并非是拐骗而来，事情真相大白了，他随即请求朝廷发布声明“辟谣”，为外国教堂“恢复名誉”，然后开始对案件做出处理，他建议将十五名元凶处死，天津知府和知县撤职，另外二十一人流放，可这一下却惹恼了守旧顽固派，他们迎合群众的不满情绪，当即指责曾国藩卖国，běijīng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手书对联付之一炬，曾文正公就此“晚节不保”，落下骂名，成为他晚年的一件恨事。
由于事态出人意料的恶化，局势有一触即发之势，李鸿章被调来接办此案，幸运的是，此时欧洲发生了普法战争，法国国内局势动荡，腾不出手来对付中国，李鸿章迅速借此机会将此事予以解决，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中国赔偿法国损失四十万两白银，处死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还亲自前往法国道歉。1871年11月23rì，刚刚镇压掉“巴黎公社”的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对崇厚说，“法国对处决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期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随后接受了中国方面的道歉信，“天津教案”引起的危机就此结束。
可是事情还没完，“天津教案”表明，受外国势力保护的传教士及外国教会甚至可以凌驾与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普通民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常常通过传教士介入诉讼，传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的结果，往往是教民一方获得胜利。因为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话，传教士则有可能通过上级主教借běijīng的外国公使们之手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稍有抗拒，这些公使们便动辄恫吓要自行保护教会的利益。由此，总理衙门不胜其烦，只得责令地方官府尽可能的就地解决这些民教争端，不要捅到上面来，地方官因而不得不“袒教而抑民”，以求快速解决。这样民众在民教冲突中便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和一些无赖教民进行抗争，而民众的这种冤抑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后果则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情况，连自以为“了解历史”的孙纲以前都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情形是，总理衙门和地方官员一听到和教会有关的案子就“哆嗦”，他们也深知目前处理这种问题的“危险xìng”，一个不小心就得丢官罢职，还得冒着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危险，而目前，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孙纲就是要借
阅读模式无法加载下一章，请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