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死后，华表坛的骂声就停了下来。鲜血洒出来以后，口头上的言语反而变得轻了。顾大嫂等还是如以往一般，日出而至，日落而归，天天到华表坛望东南等待着。
女人们停了口，学生们却没停。之前的骂皇帝事件之所以能吸引到那么多的人，和学生们的推波助澜本就分不开——若只是顾大嫂等在那里斋骂，恐怕骂不了多久大家就会觉得兴味索然，偏偏又有一帮自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学生是拥护折彦冲的，或觉得皇帝根本没错，或觉得就算皇帝有错这么做也有失体面，所以不免上坛和顾大嫂等辩论，顾大嫂言辞拙劣，来来去去只是咬住那几个问题不放，几个认为皇帝该骂的学生听不过去上台帮腔，这一来可就精彩了：这些反对骂皇帝的人初衷虽是要帮皇帝，结果却帮了倒忙，把华表坛上的*推得一浪接一浪。拥骂派和反骂派的主腔都是大汉学子中的精英，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道理，听得下面的民众不亦乐乎，辩到激烈处已不完全局限于这次事件本身，而扩散到君权民权、君本民本之类的讨论。
周华死后，华表坛上下的辩论风格又为之一变，之前无论是否赞成骂皇帝，双方一开腔无不慷慨激昂甚至嘶声竭力，这时却变成三五成群的分别讨论。
除了华表坛上诉诸口舌的讨论外，没到华表坛的士大夫之间也就此事进行了笔辩乃至反思，这些人由于不在现场，所以对消息知道得比较迟缓也比较间接，所以他们的感受没有在场者强烈，但论调也因此得以更加冷静，思考更因此而得以更加深远。
一开始，参加笔辩的士大夫大多数并不赞同顾大嫂等女流之辈在华表坛胡闹，认为此事不但辱君，而且辱国，将来传到外国去大汉颜面何在？所以笔辩围绕的是如何恢复皇家礼乐制度，建立皇家威仪。不过大宋之学术极重孟子一派，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信条极为信服，承继大宋的新汉知识分子由于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比之北宋又有变化，所以在这方面也走得更远！在不知多少封文人之间的书信来往中开始出现一种声音，认为顾大嫂若是没有骂、不敢骂、不能骂，那才是真正得误国误君，才是真正的大汉之耻！在这场举世瞩目的笔辩浪潮中，这样的声音很难说是哪个达人高士的独家明，若是有人特意检阅这个时期士人们的书信就会现这个论调几乎是同时出现在胡寅等几个中青年学者的书信当中，并迅在士林产生涟漪般的影响力。
知识分子的反思与笔辩在时间上旷日持久，在空间上则跨过了汉宋疆界，几乎和这个消息本身一起影响到了南宋，南宋的士人一开始也是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这时杨时已死，他的衣钵弟子罗从彦也已病中奄奄，罗从彦的门人将这件事情告诉他后道：“还是龟山先生（杨时）把持得定，没有随流北上，胡先生（胡安国）将来与龟山先生相见于地下，只怕不能无愧！”胡安国北上后影响日大，儒林渐有南杨北胡之说，加之大汉如日方中，胡安国在北方所受礼遇又隆，其子胡寅、胡宏及其弟子李阶、李郁等均已名噪四海，使得胡安国一脉无论政治上学术上均有凭泰山俯览天下之势，南方后学对此多有酸意，所以杨时的门人才会特意提起。
罗从彦修为颇醇，身体虽弱，灵台却还保得清明，望北许久，这才道：“百年之后，不知谁当愧死。”门人不解，罗从彦问弟子中侍立在旁一直没出声的李侗：“北国诸女之举，犯礼否？”
李侗想了想道：“华表坛既号言者无罪，诸女所言又不算无理取闹，则于礼之大节，何犯之有？犯礼者，欲带兵上坛者。”
罗从彦默然良久，叹了一声道：“何日我江南亦有华表！”数弟子闻言变色，罗从彦又道：“我学识浅薄，往后的事情可看不明白了。将来南北事起，君等但凭良心行事，便不愧对龟山。”即命李侗取陈了翁遗先师杨时之书信焚了，书信成为灰烬，而罗从彦亦随之瞑目。
这等学界潜流只是后话，当时华表坛广场上辩论的学子们还在迸着各种引人深思的惊人之论，但其论虽新，就深度而言则远不及书斋中先生们的沉思。至于普通民众更没有想得这么远，周华死后广场上的人就散得只剩下三成，散去的人大多是惧祸，而留下的人则部分出于同情与勇敢，部分出于相信折彦冲不会举起屠刀。
终于，塘沽那边传来了消息：“陛下来了！来了！”
聚集在华表坛广场上的民众都提起了心，吊起了胆，从中午一直等到黄昏，才见一队骑兵拥着大汉皇帝的羽盖辂车缓缓接近，顾大嫂等都站直了身，她身后的女人十有**都在抖，怕得比当初周华要上华表坛时还厉害。
这次皇帝的队列中虽带着御六金根，但他本人却不在车里，而是骑着高出凡马一头的西域名驹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两旁的民众望见无不山呼万岁，不断有人匍匐下跪。折彦冲也不回应，径到华表坛前，整个广场才静了下来，站在前面看得见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站在后面看不见的也受到了影响，半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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