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枫隐约记得，前世有几位大学生为了救一个落水的人，结果人救出来了，他们却死了，当时几乎整个社会都在讨论，用几个人的命去换一个人的命，值不值？
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必然有着不同的答案。
但斯蒂文在这方面的处理却非常高明，这种高明体现在故事的起因和结局。
起因是瑞恩的母亲有四个孩子，却有三个战死，为了不让一个失去三个孩子的母亲伤心，值不值？结局是一场阻击战，并最终取得胜利，这是军人的荣耀，值不值？
通过这样的观点，毫无疑问，这么做是值得的，影片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实现了军人的价值，也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文主义。
所以，从电影的角度而言，《拯救大兵瑞恩》绝对称得上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但如果透过影片去看历史，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应该说，影片中所展现的人文主义，不过是一种看似美利坚的人文主义思想。
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全世界的后勤商人，见风使舵的钟摆阵营。
我们也知道，在以反法西斯阵营完全胜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谓的阵营对垒，并不是以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来简单划分输赢和好坏。
更加中肯的说法，这是一场带给全人类的浩劫，而这种浩劫，是基于政治阵营上的巨大游戏，以及对世界人民的漠视和冷淡。
诚然，政治阵营是绝对给自己做足美好和英雄的功课。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各种标榜模范和先锋队伍，以及无穷无尽的神话传说。
而在战后几十年后的好莱坞，美国人愕然发现自己在二战中所付出的努力，不是被埋没殆尽，就是自己利益熏心，未等做出楷模，战争就结束了。
因此，纳粹德国成了美国人民站在正义阵营中的邪恶化身，英勇无畏的美军战士成了横跨海洋的急先锋，甚至是神一般的存在，民主自由的卫道士。
而斯蒂文正是一个能挠到大众痒处的商人，虚构了自己的神话，却仍然假戏像真一样。
这就如同以坦诚之心和流氓手段，对待初出茅庐的姑娘一样，真假莫辨。
是的，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拯救大兵瑞恩》就是这样一部影片，而斯蒂文之所以敢这么虚构影片的底气，也在于美国在二战中是反法西斯阵营，是战胜国，所以他可以大胆地想象，可以肆无忌惮地德国士兵看做无情的纳粹。
李书枫记得，前世在厦大读书时，一群人在芙蓉湖畔讨论《拯救大兵瑞恩》时，一位德国留学生说道：“如果，二战中，我们德国不是侵略国，那我们也会拍摄出这样的影片，甚至拍摄得更好。”
这话并不假，在当时德意志思想的引导下，德军作战异常勇猛，战场中有无数现实的英雄，而不是虚构的。
“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一部好电影，一部值得学习的电影。”
李书枫又站在一个电影人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虽然它只是好莱坞对人道主义的一种理想假扮，但思想高度和表达方式却翻了几番，是值得任何一个电影人学习的。
“感觉心里有些堵。”茱莉亚皱了皱眉头，正是因为被影片所感动，所以就像心里有个结一样，一时间难以解开。
“宝贝，看来你消化不良了。”李书枫低声玩笑道。
“你才消化不良呢。”茱莉亚白了他一眼，不过心境也从影片中脱离了出来，但依然忍不住称赞了一句：“真是一部好电影。”
翌日，影片就上映了，各大媒体马上就针对影片做出大量的评论，其中《洛杉矶时报》写的内容与李书枫想法不尽相同，但又多出一点，也就是对人性的探索。
战场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不惧牺牲，这一点，斯蒂文处理得非常到位，通过对翻译官的详细描述，种种的害怕让我们更深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人性在战争中的表现。
《芝加哥太阳》报则一如既往地写一些特别的东西，而这次，它将李书枫也拉了进去，把李书枫和斯蒂文、《拯救大兵瑞恩》和《我的团长我的团》进行了一次大对比。
通过这次对比，也可以看得出《芝加哥太阳报》敏锐的新闻捕捉能力。
去年，媒体影迷将李书枫、斯蒂文和卡梅隆三位导演做对比，而去年李书枫拍摄战争片《我的团长我的团》，今天斯蒂文也拍摄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
不是可以很好地互相对比？不是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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