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申陈以武力威迫作结束。
同时，还给他的上司驻粤公使兼香港总督司包令爵士写了份报告，说他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亚罗号的船长来报案，他当时就派“人”去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他相信“英国船亚罗号在珠海炮台附近升起旗帜停泊的时候”，被中国水师拘捕了差不多全部水手，“还扯下我们的国旗，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奇耻大辱”。
可以看出，在动武之前，巴夏礼只是要求那些被捕水手被送到“英国领事馆”；动武以后，却要求梁国定在他面前将水手送回亚罗号。动武而带来的无名耻辱，对巴夏礼有莫大的影响，促使他对扯旗的事，作了些不实的报告，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对整个亚罗事件的态度。
正如上面提过的，在十月八日事发的早晨，在第一次听到肯尼迪的报告时，巴夏礼是半信半疑的，经过一天折腾之后，他给包令写信时，就变得言之凿凿，说英国国旗在亚罗号桅杆上飘扬时，被中国水师扯下来。
其实，除非亚罗号启航了，升起英国旗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失效，本不在英国的保护之下了。
巴夏礼在第二天，即1856年10月9日，录取了几个人的证词，其中有亚罗号的船长肯尼迪和留在亚罗号上的两名中国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