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地区就不可能出现那种种人间惨剧。
总之，淮北在黄河改道期间并没有出现什么乱子，一切都牢牢掌握在巡抚衙门和驻军手中。
不然，咸丰六年安徽清军也没精力实行‘淮南攻略’，跟太平军于淮南地区大打出手，光是饿红了眼的饥民就够他们头疼无比的了。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带来灾难。
山东、江苏民众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所谓：“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
而两省地方官也难以摆脱“异，地之官竞护其境”的考虑，为保全当地民众，不得不“以邻为壑”。因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也就是山东民众流离失所之时。
要说黄河改道最大的受害省份，自然非山东莫属，但为祸甚烈的确实黄河改道的源头河南之地。
这一切，除了河南官府‘推波助澜’了一把之外，全都是捻匪惹出的麻烦。
1855年秋，各路捻军在河南商陵会盟，力量最大的当地捻军首领张乐行(张洛行)被推为盟主。
联合后的捻军建立五旗军制,用黄白红蓝黑五色旗区分军队。
总黄旗主由张乐行自兼，总白旗主龚得(龚得树)，总红旗主侯士维，总蓝旗主韩老万(万峰﹑狼子)，总黑旗主苏天福。总旗下有大旗﹑小旗。每一旗主左右都有一个以宗族﹑亲戚﹑乡里关系结合起来的领导集团，依托庞大的流民势力在河南掀起滔天矩浪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