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六月中旬，海城。
“大人，苏州方面传来消息，皇上派去苏州抓人的锦衣卫被打死了一人，打伤多人。”
西洋学院，李宏宇给学生们授完课后刚走出学堂，一名早已经等候在门外的护卫连忙上前低声禀报道。
“唉！”李宏宇闻言眉头顿时就是一皱，心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看来该来的始终要来。
天启皇帝年初下诏推行的政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禁止地方官擅立牙行和私抽税钱=，
这意味着朝廷将要规范商税的税收，因此魏忠贤随之派了宦官到各地监督商税的征收事宜，这些宦官被人们称为“税监”。
当然了，这些税监一到地方上立刻引发了地方豪强的激烈抵制，纷纷拒绝向税监纳税，毕竟商税这块蛋糕就这么大，而朝廷这次是想要独吞，故而那些地方豪强自然不肯说束手就擒了。
面对那些税监，地方上的官吏和商贾们出奇地团结一致，官吏们自然是想要从商税中继续捞取油水，而商贾们则是想着少交税收，双方可谓都在同一条船上。
当然，大明越是富庶的地方牵扯的利益纠葛就越大，因此对税监的反抗就越为激烈。
若论繁华富庶，大明两京十三省当属依靠漕运发展起来的京杭大运河四大名城，即扬州、苏州、杭州和淮安，这四地的抗税自然是大明最为激烈的。
而在运河四大名城，尤其苏州的抗税形势为最，故而扬州这次出了这种事情李宏宇并不感到意外。
只不过，这次苏州的官吏商贾们可是撞上了铁板，天启皇帝可不是万历皇帝，再加上朝中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变，绝不会像万历年间的事情那样不了了之。
因为收税，万历二十九年发生“织佣之变”，二千丝织业工匠手执绞棍，冲出玄妙观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机匠率领下三天内几乎杀了苏州城的全部税官。
值得一提的是，当负责税收的苏州织造局被包围时，税使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兵相救，但朱知府却拒绝了他的要求，竟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
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不得不翻墙逃走，总算保住一条命。
与天启年间不同，万历年间的税官可都是由文官担任的，即便是这样那些税官也难道一死的命运，苏州的地方官丝毫也没有一点同僚之谊。
按照民间的说法，苏州之所以发生“织佣之变”，是因为那些税官横征暴敛，向百姓们征收重税，结果使得丝织业工匠无法活下去，故而饥饿困顿的丝织业工匠于是自发地组织起来对抗税官。
朝廷后来派人查案，最后得出的竟然也是税官多行不义和百姓不堪税赋的结论使得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不仅领头的葛成一点儿事儿也没有，苏州的官吏竟然没有一人追究，不得不说是一件荒诞之事。
李宏宇并不想评论“织佣之变”的是是非非，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那就是苏州乃天下繁华富庶之地，商业发达，但一年所交的商税却寥寥无几。
而且，万历皇帝派税官到地方上收税的时间并不长，收上来的商税也没多少，岂会造成丝织业工匠活不下去？
当然了，苏州做生意的商贾肯定会交商税，平摊到那些工匠的头上的话肯定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这笔钱却并没有出现在上交给官府的记录中，其中的奥妙之处自然不言而喻。
尤为令李宏宇感到震惊的是，葛成都领着人打杀税官，围攻苏州织造局，可苏州知府竟然找借口坐视不理，任由城里的骚乱整整持续了三天，几乎杀光了苏州的税官，实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对于苏州知府的理由，李宏宇无疑是嗤之以鼻的，苏州府府衙的职责就是维持地方治安，可他却任由骚乱进行，单凭这一点就已经该杀。
在李宏宇看来，“织佣之变”的参与者虽然是丝织业工匠，但幕后主导者肯定是苏州府的官商权贵，他们很清楚无法直接与税官对抗，因此用利用丝织业工匠发动了这场闹剧。
至于税官们横征暴敛，李宏宇觉得这也有些可笑，如果税官们连朝廷制定的商税都收不上来，又哪里有能力来横征暴敛？
纵使有些税官作威作福也没有传言般的那样严重，据民间传言葛成他们打死第一名税官的时候，那名税官正在殴打一名进城卖瓜、交不起重税的瓜农。
这确实令人气愤，但堂堂的税官竟然沦落到与卖瓜的果农纠缠，而不是找城里大大小小的商贾麻烦，这也太不把税官当人看了，要知道这种事情通常都是衙门里的差役干的。
当然了，苏州的那些官商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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