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崛起,把魏忠贤推上了史的舞台。
面对天启皇帝的这一系列举措,文官集团自然要大力反对了,不希望被年轻的天启皇帝压制住。
为此,文官们选择了一个拿手的办法,那就是充分发挥了他们作为文人的优势,开始大肆编造不利于天启皇帝的谣言,污蔑天启皇帝每天沉溺于木匠活儿不理朝政,使得朝政被魏忠贤这个阉人把持。
不仅如此,还说魏忠贤和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勾结,暗中使得后宫怀孕的妃子堕胎,不让天启皇帝有后代,进而把宫外已经有身孕的女人送进宫来生太子夺取大明江山,乃至怀疑天启皇帝跟客氏关系暧昧。
更有甚者竟然说魏忠贤没有阉割,想要自己当皇帝等等,在李宏宇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李宏宇其实完全理解天启皇帝启用太监监军的苦衷,天启皇帝登基时后金还被阻挡在边墙外面,可仅仅两年时间就使得明军退守辽西,兵锋直指山海关。
这使得天启皇帝已经不再相信文官集团能击败后金,事关大明的江山社稷,他自然要启用身边的内侍,要不然关外危亦,直接威胁到京城的安全。
从李宏宇所掌握的情报上来看,魏忠贤并没有辜负天启皇帝的信任,天启三年大明的税改就是他与内阁首辅叶向共同高完成的,其主旨有两个,减免田税和增加杂项收入。
这次税改,在维持万朝每亩加派九厘的税制下对贫困地区的百姓减免加派赋税,减免了近两百万两的税收,进而减轻了百姓们的负担。
由于这次的减税,使得大明的财政预算出现一百六十四万两的缺口,因此就有了增加杂项收入。
据史料记载,天启三年的杂项收入总共有一百八十一万两,而天启元年只有可怜的十一万六千两。
值得一提的是,杂项的征税主体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大明的既得利益阶层。
例如,“优免丁粮”、“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和“马夫候”是对特权阶级征税,约七十五万两,而“房产税契”和“典铺酌分”是对资产征税,约四十万两。
仅仅以上两项就是对国库每年增加税收一百一十多万两,其他的还有盐税关税等商业税收,也增加了约四五十万两,这足以填平因为减税所带来的财政缺口。
按照史料,天启元年的实际杂项收入是十一万六千两,天启二年为六十八万九千两,天启三年为一百零一万两,天启四年降为五十万两。
天启五年到天启七年,杂项收入一直保持在一百二十万两的样子。
之所以天启四年杂项降到了五十万两,而天气五年又升为了一百二十万两,自然与东林党有莫大的关系。
京察虽然是在天启三年举行,但结果却是在天启四年出来,史上齐楚浙三党是“尸横遍野”,哀鸿一片,东林党的权势达到了一个巅峰,自然抵制杂项的征收。
所谓盛极而衰,接下来东林党受到了天启皇帝的重手打击,杂项征收随之恢复到了先前的水平。
事实上,对于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明而言,一百多万两的杂项征收其实并不多,并不是东林党人口中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
这也是东林党人为何恨魏忠贤的原因了,魏忠贤单单在杂项一项上就给朝廷找来了一百万两银子,并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至于叶向高,由于他是东林党的党魁,东林党人自然不可能攻击他了,因此把矛头一致对准了魏忠贤,把魏忠贤说成是贪婪弄权的贱人,非常之不堪。
叶向高之所以会赞同这次税改,是因为他是东林党中的温和派,这也是为何天启四年“东林六君子”事件后叶向高能够从京城全身而退的原因,天启帝对其也是礼遇有加。
在李宏宇看来,京城的局势现在是一团乱麻,他想理都理不清,唯有听天由命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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