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自白：
“天生就不安分”
小时候正赶上文革，我父母都是西安东郊一个工厂附属医院的医生。工人们都不上班，不管有病没病，都来找他们开药。年纪很小，我就开始忧国忧民：这世界怎么变得如此糟糕？
我小时候非常淘气，也不用学习，可以整天在外面玩，儿童玩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像现在的孩子，要背负那么重的功课。后来我才懂得，一个淘气的儿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性，不致于毁灭将来长大以后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创造胜。
76年我上中学时，正好恢复高考，我开始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我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出人头地，学习是多么的重要。我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强烈，爱走极端。我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有很多自学成材的故事，象杨振宁、李政道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里的一些自学成材的人物故事都深深吸引了我。我暗暗立下了大志向：要好好念书，将来出人头地。
有了这样的愿望，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经过5年的苦读，我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后来又顺利地考上了清华。
从小我就不安分，爱幻想。对年我第一次听到，资本家把牛奶倒到海里去，工厂也不开工，觉得特别不能理解，那时也不知道将来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只是有一种措借懂懂的感觉，觉得这辈子就是要不一般似的。有一阵子想学画画，我妈找了一个工厂里画得最好的人来教我，画了几天之后，我觉得自己画得很不错，没想到那位师傅对我说：你还得多练练基础，我一气之下就不学了。后来又学做飞机航模、拉二胡，学得都不错，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坚持不了多久，最后都是半途而废。那时最喜欢看知青下乡，敲锣打鼓，我羡慕得不得了，清早就爬起来看。我爸单位也经常搞行军拉练，我也特别想参加。总之有许多憧憬，总盼着快点长大，能干出一点事来。
在清华的炼狱
81年我考上了清华，在清华是我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清华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当时应试教育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从77年到81年，报纸上的英雄人物都是自学成才，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特别爱把人跟人比较，这家孩子跟那家孩子比怎么样，我家孩子又怎么样，造成了一种风气：念书最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后来到了美国，才发现学生的分数原来是可以不公开的。我的同龄人恐怕都有这种体会：社会总是把一大堆优秀的年轻人放在一起，四小时里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每个人都怀着同样偏激的思想，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这种无谓的竞争耗费了我的许多精力，由此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非常艰苦竞争的5年，当时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我练习冬泳。这样做与其说是想得到一种自我肯定，还不如说是自虐，好听一点叫锻炼意志。因为在这种竞争中，每个人都会产生自我怀疑，直至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到美国之后，我花了好多年才把它克服掉。
MIT校风
在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尽管也是强手如林，但美国文化不会过份强调谁是最重要的，引起学生间的竞争和伤害，谁比谁好也不会只看你的分数。同学相互之间怎么样彼此不会轻易知道，分数是绝对不能公布的，只有老师知道你的研究成果，每个人的发展方向也是多种多样。在国内，知道谁比谁好是最重要的，一个班里排出名次是最重要的，对人的衡量标准非常偏激和片面。中国过去的许多教育方法都违背了基本的教育理论。结果很多人在学校很优秀，最终在社会上有所成就的并不多，他们的创造力、爆发力和对生活的热情都在这种无谓的竞争中都被磨蚀掉了。
评价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成绩，把这成绩公诸于众，让每个人都知道，这种非常残酷的做法不只在学校有，而且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缩影。我们的文化、国家都爱分等级，等级森严，谁比谁好是最重要的，到底是怎样个好法并不清楚。许多的年轻人不是缺少才能，而是缺少了发挥才能的文化和土壤。
美国社会重视结果，看重实际，社会没有什么既定的等级制度，也没有什么谁比谁强的定规，一个大学教授可能完全胜任不了一个企业家，一个身无分文的程序员软件写得好，说不定那天就成了亿万富翁。SUN、MICROSOFT、ORACLE它们的创始人都不是好好念书念出来的。在中国，不仅等级制度十分重要，而且来自上面的认可更加重要。美国也有阶梯，但是它是一种多渠道阶梯，这里上不去，可以走别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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