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又道:“还有王时雍和徐秉哲这两个人,你派人去警告他们,别以为他们暗地里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在御使巡视之前给我立刻解决掉,如果在御使面前露出马脚来,这个知县就别做了。
王时雍和徐秉哲在金军南侵时,投降了金国。后来受完颜长之派遣,投到邓王赵恺麾下卧底。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赵忱复国之后,才逃过了一难,不仅留了一条命,而且还挂了个闲职官阶。不过两人都不甘寂寞,还想一朝东山再起,因为他们与史浩有几分交情,因此才投到史弥远的门下来。
而史弥远也正想扶植自己的力量,因此欣然接受他们。并保举王时雍为南昌知县,徐秉哲为新建知县,这两个地方都隶属于隆兴府管辖,都是重要的县所。史弥远也一在提醒两人,这时一定要收敛,管好地方,好为长久之计。那知这两个人刚当上知县还能奉公淸廉,但过了不到一年,又开始不老实,借行新法之机,中饱私囊。气得史弥远大骂两人是烂泥不上墙。
就在这时,卫泾勿匆跑进大堂,大声道:“史大人,大事不好了,湖南路发生了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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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建康朝廷下旨, 派遣御使去各地巡查新法的施行情况的时候,荆湖南路潭州治下的宁乡县和湘乡县相继发生了乡民抗交春税,甚至是围攻县衙的事情。
居荆湖南路制置使魏杞在公文中说,事情的起因是下乡催交春税,有农户便向官着述苦,说新法施行,将会使自己付担加强,接着下乡清丈土地的官员遭到村民的围攻,后来发展到有数千百姓,围住县衙门囗,强烈要求费除新法的地步,局势一度十分混乱。幸好潭州知州孙涛亲自奔赴两地,好言安慰,才暂时平息了百姓的愤怒,撤了县衙之围。不过仍然拒交春税。要求朝廷不要在潭州施行新法。
公文传到建康之后,朝野上下再一次被震惊。民变是历朝历代都非常忌讳的事情,弄不好就会造成朝廷动荡,天下大乱的局面,是任何统治者也不能轻视。
就是当年熙宁变法,虽然也弄得天怨人怒,两党相争,但也没有发生过百姓暴动,抗拒新法的事情。因此在建康朝野上下又一次轩起了反对新法的**,无数的官员、学子纷纷上书朝廷,要求废除所有新法,并罢黜所有参与新法的官员。
连钟山书院里的学生们也都对新法实施议论纷纷,当然是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展开了多次争辩,一时之涧甚致盖过了学术之争。幸好吕祖谦、朱熹、陆九龄、陆九渊等几人都老于事故,在这个时候都还沉得住气,并没有参与其中,同时也严厉约来自己的弟子,千万不要做得太出格。因为这几个人心里都明白,虽然朝廷申明,不会干涉书院内部的教学事务,但并不等于在书院里就能无所顾忌。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时候说,心里都要明白。
而在朝中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梁克家和洪适抓住这个时机,不遗余力的拼命攻击新法,洪适甚至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拆, 洋洋万言,列举了新法的十八条罪名,将新法全部贬为是横征暴敛,误囯害民之策,强烈要求朝廷废除所有新法。而赵汝愚则与之针锋相对,逐条反驳,寸步不让,认为目前出现的问题只能说明新法本身还有漏洞,或者是地方官员执行不利,还有朝中的大臣监督不利,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逐步完善的,逐步解决的事情,而不能完部怪罪于新法。
而在两淮视巡了一圈之后,韩彦直和刘珙在亲眼前到了新法的初步效果之后,也逐渐接受了新法。因此回到朝中之后,也帮着赵汝愚说话。认为这时不宜鲁莽停止新法,而是应该査明原因之后,再作决定。双方都一帮人帮着摇旗呐喊,都各自寻经具典,各抒己见,争执不下。而保持中立的陈俊卿这时也不知该如何才好,只能一筹莫展。
而奇怪的是一向最坚定支持新法的皇帝赵忱这时却一反常态,任由双方争吵不休,并不作任何意见。朝中连续争吵了几天之后,双方也都自觉无趣了,这才想起来,如果皇帝不表态,自己这些人吵得再凶也没有用。因此双方都一致转向,请皇帝来拿个主意。
见众臣都不再争吵了,赵忱这才下旨,任命杨炎为荆湖南路安抚使, 统领两万禁军,驻扎荆湖南路,平息民变,并且查明民变的原因。
这一下众臣又一次炸了锅,谁也没有想到皇帝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发生了民变,朝廷派军队平息也是正常的事情,不过大宋一向重文轻武,一般都是由文官出任地方,极少派武将。
因此梁克家急忙出列, 道:“陛下,巡抚地方,历来都是文官的事情,怎能启用武将,荆湖南路制置使魏杞尚在,岂能轻率罢免,还请陛下三思。”
赵忱皱了皱眉,道:“荆湖南路发生民法,岂不是制置使的责任吗?何况平息地方暴乱,正要用兵,文官恐怕也难以胜任,当年杨驸马曾在广南平定摩尼教作乱,正是合适的人选。”
洪适忙也出列,道:“湖南路之事与广南不同,只是民变,并未发生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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