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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瓷茶纸，供于番邦，不能使其富国强兵，却能资我牛羊财货，是以有巨利，而商往络绎……
他淡淡的着听我说完，“候教了，不过此法虽貌似上善，然易制于人，若有心为之，为国之乱源，受柄于敌乎”
“这便要朝庭的调控手段，诸如统一税关，政令，彼物我需则低税纳之大入，高税限之其出，我物彼需，则倾销之，趋利避害，以敌财资我……
当然了，所谓的这个新法，其实是个大杂烩，千头万绪，所涉极多，许多都是我头脑热时的产物，一时也没法周尽，但其中是他最感兴趣的，也是最切合西北朝廷时要的，主要是来自疏运上的变化。
本朝的财政流通，主要采用的是逐级转运法和轻货法，前者是开元九名相的宇文融的所创，将原本供应朝廷的漕运，改成水陆交替逐级转运，在一些河津关要设立仓储点，避开一些风高浪急的河段，如龙门仓，洛口仓等，大大提高了运量和减少水运的损耗。而后者乃当今那位肃宗还是太子时候的，大舅哥韦坚所提出，就是把输送朝廷的赋税，全部折变成价值昂贵的“轻货”，以提高输送效率。
其中的弊端也很明显，逐级转运劳役的民力相当的大，这是不算在成本里的，过手的环节多了，舞弊的机会也多了，而轻货法，则把物价波动的风险直接转嫁给普通百姓，更兼给了经手官吏强买强卖盘剥渔利的机会，不过相对这个时代，已经是前无古人的上政了。
而我采取的军输法，借鉴了明朝中叶已经成熟的输边政策，即指定商人送特定的物资到边疆，然后依照凭据给报酬或者特定物资的一定期限的专营权，这也是徽商迹天下的重要途径，收取一定的抵押做保证后，将整个运送过程全部有商家承当，一切的风险和损失也由尚家负责，官府只要负责最后的验收和兑付，然后根据到达的质量和日期，给予相应比例奖励加成，表面上看增加了成本，但相比先前的损耗和人士费用那简直是微乎其微了，还不包括沿途征用大量劳役民力等隐性的指出，被有心人鼓吹称作“不劳民力一分而流转舒畅，官民相悦之政，上善焉”，
实际当然不不是这么理想，被上层建筑无视和损失掉的，是原本那些上下过手和地方层层转接经办的，被称做干办胥吏的利益阶层。不过相对原本业务繁忙的江南漕运庞大的利益阶层，这新开的汉江输送线上，旧的体制还没形成气候，阻力显然要小的多。毕竟要想完全革除弊端那是不可能，只是相对减少一些，我也不是一下拿走所有人的利益，只是通过制度和权限的变化，把一些人从这个利益体系中踢出去，让另一些人拿的更多，把原来耗费三成减成一成，那就是不得了的善政了。
所谓改革，说白了也不过是这种利益再分配的结果，比如把某些过于集中的利益拿出来重新分配，使大众都能分泽一点，就是一种进步。虽然只是唐朝进步到明朝的程度，但综观历史更好的办法不是没有，只是不实用而已，就象全民社会福利国家会主义的好处谁都知道，但是有能力彻底执行的，世界上也不过就那几个生产力最达的国家而已。
因此，这碍于职权，只行于一府之地权行之策，经过那些个余中书，方平章那些外来户推敲捏拿后，掘到其中削弱政敌对头和地方势力的好处后，便以战时效率的需要应急之法名义，乐见其成的将实际操作已经推及全道。乃至汉中王掌握下的剑南八州六镇的军输，业已开放一些不太关键的项目承应民间。赵胖子之流的早期参与者，籍以拥有官方背景，已然形成一个相当程度的受益群体。当然，作为真正利益受到损失的对象和群体，再次理所当然的把怨恨和敌意都集中在了表面上倡施行的我家老黄牛郑元和身上。
一谈下来，种种利弊取舍，剖意解惑，虽然他是初涉其中，论道可行，某些方面却是远较我理解的还是通透，相谈不尽的，于是到了晚饭除了那位闻太监外，又多了一位客人。
当然，和他费了半天的口水，我也不是全无收获的，他还带来一个消息，大食国来使了，虽然还是秘使，不闻于朝堂上，暂时意图不明，但似乎从侧面印证了我当初说的一些事情，此时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新都巴格达的建设大概已经进行到第10个年头，这就是所谓官“曼苏尔择都望长安”的历史大事记
当然这种说法属于自己我们史学家处于一种天朝情节自己往**上贴金，从千年之城大马士革，到尼尼微古城边上的神赐之地——巴格达的迁都运动，并不是阿拔斯朝二代哈里吃饱撑的觉得老地方呆腻了，环境恶化空气污染，要换个地方做都养老，而是代表了大食扩张的战略核心，将由西方转向东方，其最直接结果就是出兵唐朝，大唐安西都护府下的军民，在阿拉伯和游牧民族的连绵不绝的交攻下，于中亚地区坚持困战了50年而得不到任何援助后全部覆灭，突厥大规模~以及原本处于佛教文化圈和中土文明体系为主流的整个西域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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