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事例可见，在汉代，杀奴婢是十分严重的事情，即使贵为丞相夫人，故杀奴婢也难免被追究责任。这与中古时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颇多杀害奴婢之事而不受追究形成鲜明对照。同时也可以看出：如果属于过失或惩罚过当杀害奴婢，在汉代并不是严重犯法。新发表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中规定：“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①可见，只要不是“故意”打死奴婢，主人只要出钱赎罪即可。
这条法律规定，唐代显然继承下来，这当是《唐律疏议》卷二二《斗讼律》中“其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这一律文在汉代的源头。不过，唐代的处罚比之汉代的规定更轻了，主人处罚死奴婢，不要交赎金，基本不要负有多少责任。
从法律规定来看，汉代奴婢身份地位比唐代要高，在实际生活中亦是如此。如汉哀帝时，王莽“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②祝良为雒阳令，“常侍樊丰妻杀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杀之”。③首乡侯段普曾孙胜坐杀婢，国除。④再如其它如邵侯顺和梁王立以杀奴而被夺爵；⑤将陵侯史子回妻因杀侍婢而论弃市；⑥缪王元因杀奴婢、胁迫奴婢殉葬而受到“不宜立嗣”的处罚等，⑦都说明汉代对杀奴事处罚颇严。
汉光武帝十一年诏明确规定：“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⑧在法律上将奴婢与自由人人身侵犯的地位拉平了。八月癸亥诏曰：“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民。”冬十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皆有免奴婢为庶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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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注释》。
②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③
《东观汉记》卷二十《祝良传》。
④
《东观汉记》卷二一《段普传》。
⑤
《汉书》卷十五《王子侯表》。
⑥
《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先生补。
⑦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
⑧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与汉代相比，中古时期杀奴婢是可以减罪的。唐律明确规定，主人杀奴婢可以减罪四等，故意杀奴婢仅处徒刑一年，过失杀奴婢无罪。而奴婢殴伤主人，即使是过失伤主，也要被处以绞刑，①很显然，就法律规定而言，中古时期奴婢的地位显然比汉光武帝时要低。
从奴婢诉讼权利来看，《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规定：“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伦。疏议曰：部曲奴婢，主不为隐，听为主隐，非谋叛以上，并不坐。”《唐律疏议》卷二载：“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除“十恶”罪外，奴婢不许告主。否则处以绞刑。
先秦时代，奴婢是不可能拥有诉讼权的，从当时奴婢大多与罪隶身份一致、而受过宫、劓、刖、膑诸刑者一般被摒弃于正常社会秩序以外的情况来看，奴婢不可能有告主权利。秦汉时代，一般情况下奴婢仍不能诉主。前文举秦简《法律问答》即规定了“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②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亦有“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③的规定。
唐律中“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当源于秦汉律。④
汉代奴婢一般仍是诉讼关系中的权利客体，如“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其子有罪当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及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勿听。”⑤奴婢之所以不能成为被告，是因为他不是法律诉讼关系中的主体。不能负有刑事诉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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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律疏议》卷二二《斗讼》。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6页。
③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注释》，第151页。
④《唐律疏议》卷二四《斗讼》.
⑤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注释》，第138页。
但在法律实践中，汉代奴婢的地位已处于变化之中，如前引汉光武帝诏令，多次规定不许杀虐奴婢，“杀奴婢不得减罪”。在汉代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些奴婢开始有了一些权利主体的能力。<史记》卷一二九(货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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