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批评审查和自我检讨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那时单身宿舍的人还很多，晚上无事便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吹牛。特别是在他们这些“新毛头”面前，“老干部”们喜欢摆出一副权威架式，向他们传播一些在会上绝对听不到地消息。
他听“老干部”们说，刘章德原来有一个秘书跟他八年了。平时他们相处得很好，白天黑夜进出钱府，不仅分内的秘书工作，连刘章德地生活起居乃至家事，刘章德夫人的私事他都乐于主动承担，简直成了钱家地一个家庭成员。刘章德很欣慰得了一个好秘书，钱夫人更是情不自禁地对许多朋友说：“我有这么一个女婿就好哪！”谁知“四清”一来，特别是上级派了庞大的四清工作团，将这个省和它的领导班子的问题说得十分严重。在大军压境，硝烟四起的局面下，这位省委副书记得心应手的秘书，突然高举“义旗”，向上级派来的工作团递交了揭刘章德的万言书，从搞修正主义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桩桩一件件，生动具体，弄得刘章德狼狈不堪，坠入了深渊。但他从此“顽固到底”，连原先的检讨也否定了，幸亏工作团长换了人，将材料逐一核对，大部分不属实有一些虽确有其事，却是生活细节上不了纲的。这样刘章德才得以过关下楼，恢复了工作。揭有功的那位秘书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再回到他身边来了，这才引来了宋子达的审查入选。刘章德并没有以前任秘书作为“反面教材”教育过宋子达，但宋子达却不止一次地听到省委副书记对别人谈起这件事时，总是感叹地说：“人心难测，人心难测呀。”据说新来的工作团长在省委机关地运动结束时曾在那位秘书的揭材料上批注：“这样的人不能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身边工作。”
宋子达就任秘书后和刘章德相处错，但好景不长转眼之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刘章德照例分工掌握运动，他似乎忘记了硝烟未散地“四清”运动，大胆领导，亲自审批，毫不手软地打了一大批“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谁知又是风云突变，这一切都错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他刘章德在不知不觉中便站到了“革命路线”的对立面。接下来的事尽人皆知，刘章德每天从早到晚由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去检讨自己所执行的“资反路线”，接受火力很猛
。在这段时间里宋子达总是寸步不离地跟随左右，作记录，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甚至省级机关的多数干部都已站出来“造反”时，他宋子达依然如故，不顾别人的非议，无论什么批斗场合都像影子一样跟随在刘章德的左右，一直到省级机关步“一月风暴”地后尘，夺了“走资派”的权，刘章德也同其他人一起被关进了“牛棚”为止。
后来宋子达被通知进了专为揭走资派而办的“知情人员学习班”。在学习班里他“表现不好”，借口自己新来乍到不知内情，几乎一个字的揭材料也没有写。结果可以想象，他进了干校，又下放到一个县里工作。尔来二十年了。
由于他宋子达与刘章德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渊源，当他步步青云走马上任省委组织部长之时，先想到的是要去看望老上级刘章德。便是很自然的了。
接到刘老地电话后，宋子达继续听了两个多钟头的处室汇报，在组织部招待所吃过晚饭便匆匆地赶到刘老家去。他的家还在松岭没有搬来，一个人住招待所倒也方便。
到了刘老家，来开门的是一个不到二十来岁的打工女，习惯称“小保姆”的，看上去聪明伶俐，穿着整洁朴素，一看便知是乡下来地。她问过宋子达的姓名后说：
“刘老散步去了，他交待过有个叫宋部长的来，就请他在客厅里等一等。”
说着便将宋子达往客厅引。宋子达熟门熟路，客厅就设在一楼右侧。进门后穿过一个栽满了各种花卉的小院子就到了。这幢房子刘老已经住了三十多年，其间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住到两间早已成了危房的平房中，这两间屋子过去是省委车队用来堆集废轮胎、干斤顶一类杂物和待班地司机们休息的地方。谁知成了省委副书记一家人地“滴居地”。
那时宋子达正在数百里之外的干校，春节回省城探亲时他来看望过，当时刘章德关进牛棚，刘章德地老伴带着四个念大学和中学的孩子挤住在破屋之中。真是：六口之家两间房，每间屋子三张床，厨房餐厅一体化，雨来屋漏成泥塘。宋子达看了顿时便有一股强烈地苍凉之感涌上心头。
后来他第二次来探望时，刘章德一家人又已经搬回这里来了。这里环境幽静，是一座花木繁茂的大院，建了四五幢小楼，文革前省委书记、副书记全住在这里，每家一幢，纵横交错相距不远。他知道刘章德一直有饭后散步的习惯，散步时遇上左邻右舍免不了停下来吹一通。如果今晚也是那样，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既来之则等之，他跟着“小保姆”进了熟悉的客厅，接过她送来的茶杯便安心等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