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泉州之围可不战而解的时候，棋盘上突然多出了一粒子。张世杰带着两万大军跳过潮州，从海路偷袭了漳蒲。然后，大宋兵马源源不断地杀向了索都背后，克木绵庵，困漳州，将元军的补给线全部切断。
索都不得以，只好令汉军副元帅刘深分兵回救漳州，九龙江畔一场血战，刘深不敌张世杰和杜浒，被迫引军向上游突围，索都后路尽失。
屋漏偏逢连夜雨，左翼军在当地商人的收买下，突然兵变。蒲家兄弟被乱军所杀。腾出手来的破虏军立刻调头西进，三支大宋军队，团团将索都困在中间。无数在漳、泉一带观望的盗匪趁火打劫，组成义勇军前来助战。几番激战下来，索都的防线一再被攻破，不得不收缩到文蒲山一带。
随后，张世杰部渡过九龙江，与许夫人，文天祥一起，将三万元军困在文蒲山东南，一个方圆不足十里的半岛上。背对大海，粮尽援绝，索都数次组织夜间突围，都被联军死死顶了回去。
但从军事角度来分析，扭转了大宋危局的福建战役，破虏军胜得险之又险，十分中有七分为侥幸。但如果脱离军事角度，从福建战役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上来看，破虏军获胜，索都被困，又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一切还得从杨亮节离开福州时开始说起，比起前线战局的千变万化，一个多月来，大宋行朝上对文天祥态度的变化，毫不逊色。
当国舅杨亮节出使福州回来后，大宋朝庭上立刻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言官和随朝世族纷纷上表，要求小皇帝下旨，声讨文天祥和破虏军。剥夺文天祥的一切官职和封爵，并号召天下忠义之士，讨伐此不道逆贼。
出人意料的是，以杨亮节为首的皇亲国戚势力突然调转方向，完全站到了破虏军这一边。先是引经据典，根据王安石改军制，张浚撤厢建军等种种本朝已经有过的先例，论证改变军制乃是丞相的份内职责。然后以破虏军只是将军队结构更加细化，兵制实际上与“将兵制”相差不大的事实，驳斥了言官们对文天祥擅改祖制的弹劾。最后，以诸多战例证明，当时整个朝堂漂流在海上，文天祥一军独秀，功在社稷。纵是有不当举措，也应该忽略不计。
正在辩论双方各抒己见，僵持不下的时候。破虏军进攻泉州，兴兵为宋室复仇的消息突然传来。朝廷上，对文天祥和破虏军的所有指责，一下子变成了站不住脚笑话。
毕竟大宋三百年，除了被冤杀的岳武穆，还没有一个“逆贼！”、“奸佞！”，曾经试图为皇家复仇。
消息在民间不胫而走，军中低级军官，对破虏军在前线浴血奋战，朝庭上不发兵助战，反而拖破虏军后腿的行为，议论纷纷。
而坊间巷里的流言，更是对朝庭目前的举止充满鄙夷。一时间，外界非议之声四起，无论文天祥是否有造反的企图，在世人的议论中，都变成了朝庭步步紧逼，试图逼一个忠直之臣领兵造反的事实。
无形的压力面前，很多言官自动闭上了嘴巴。庭议上，向来不介入朝廷争端的禁军统领凌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根据实际战例，论证了文天祥改变军制的好处，及其对眼下抗元战争的现实意义。
凌震一系的介入，让几个坚持说文天祥大逆不道的官员和统军将领措手不及。顷刻间，朝中舆论调转方向，把一顶顶高帽子，戴到了文天祥和破虏军头上。
原来大逆不道的行为，都变成了当机立断。不报朝庭，擅自改变地方治政方式的罪名，也变成了事急从权。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目瞪口呆。只有张世杰、苏刘义等少数核心人物，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什么。
外戚集团的突然变卦不难理解，两大船的金银细软，还有大把的大元交钞，足以让他们将黑的说成白的。
但凌震的态度，却代表了杨太后、陆丞相和小皇帝的意见。就是无论如何，要把破虏军，拉回大宋这条船上来。
文天祥在福建的战绩和民间声望，让朝堂上的有识之士很快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把文天祥说成逆贼，未必能动摇得了他于天下豪杰心中的地位，也未必威胁得了破虏军的生存。但离开了破虏军的支持，朝庭却未必能生存得下去。
至于拒绝支付火炮和钢弩的错误，被自动忽略。在仔细考虑到民间舆论和文天祥可能进行的选择之后，张世杰做了一个冒险的决策，出兵配合破虏军，打通广州到到福州的通道。
为大宋皇室复仇，是每个大宋臣子的义务。拿下泉州的一方，在将来的争执中，就占据道义的制高点。
打通了福州到广州的通道，火炮和钢弩的秘密，破虏军就不能独享。同样是拱卫大宋皇室的勤王人马，克敌利器也应该见者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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