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第一步就服软，岂非又成了“政令不出山城国”的局面了吗？
这几年下来，足利义昭也算是接受了对织田妥协的事实，但面对区区一小国内的寺社势力，总不至于像信长那厮一样难对付吧！
思前想后，义昭不仅没有软处理的意思，反倒是命令家臣们整军备战，做出“随时可以支援”的强硬姿态。他也知道幕府直属军战力并不强，但这个态度总是要有的。
期间平手汎秀来了封书信，谈到了和泉最近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对此表示了一定的担心，并且特意提到“倘若不满的寺社雇佣外地‘浪’人恶党前来作‘乱’，事情将不可收拾”，继而建议幕府转告新任代官，放宽政策，勿复过严。
这个自然是被足利义昭无视了，他虽然很重视平手汎秀的意见，但还没重视到那种程度。
如此一番举措下来，幕府的“鹰派”家臣们纷纷赶到人心振奋，干劲十足，而“鸽派”们不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
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政所执事伊势贞兴。这人虽也是名‘门’之后，但‘性’格却十分务实，所以他并不怎么看好足利义昭的智慧，反倒对平手汎秀的判断力深信不疑。
更别提他身为“政所执事”，上任以来最大的“政绩”，就是大大拉拢了与平手汎秀的友谊关系。
所以他是毫不犹豫地向足利义昭劝谏说，平手汎秀的警告，一定要充分重视。
不知这份谏言里，是哪个字眼触动了公方大人的逆鳞，他老人家对此是大发雷霆了，表示出了严重的“震惊”和“痛惜”之情，质问伊势贞兴的立场是否有所动摇。
于是，堂堂的政所执事，居然就这么突然变成了失宠的边缘人物。
伊势贞兴孤零零地坐在二条城的庭院里，心中自然是充满了不忿。
身为家臣，被训斥几句，本是常事。只是足利义昭这个人，在伊势贞兴心目中，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领导。
伊势贞兴自认为是出于公心才提醒几句，没想到却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自然是觉得冤枉。
如此一来，他倒是生出一点‘阴’暗的心思来，希望“鹰派”的家臣们能在和泉吃上个大亏。
这个想法在伊势贞兴心里一闪而过，随即又立即被屏除掉。
事情虽然令人不满，却还不至于让他有背叛之意。只是“政所执事”的权柄来之不易，还是要想别的办法拿回来。
只是，能想什么办法呢？
作为一个“聪明人”，伊势贞兴当然能想到无数种损公‘肥’‘私’，养寇自重之类的手段；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的节‘操’尚未消失殆尽，暂时还没有做好成为“‘奸’臣”的思想准备。
当年他接任“政所执事”的时候，前任的老前辈摄津晴‘门’是这么说的——
“总有人说我对织田家‘曲意逢迎’吗？殊不知老夫之所以‘曲意逢迎’，乃是在为幕府争取余地罢了。老夫虽然遭受讥讽，但却毫无弃足利投织田之意，故而问心无愧。”
情真意切，掷地有声，令人动容。
至少在那几秒钟里面，伊势贞兴确实是‘挺’感动的。
这么想的话，就越发觉得委屈了——只不过是附和平手汎秀的意见，劝幕府行事稳健一些，不要‘激’起“僧愤”，完全是不带任何恶意的进言，怎么就让公方大人如此气恼了呢？这跟预料的情况可不太一样啊！
仔细想的话，平手汎秀那封信的语气确实是有些问题，看起来是好心的警告，但总有种居高临下的意思，对于幕府不乏蔑视、揶揄与讥讽。
当时伊势贞兴对此没做太多想法——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对这些细微末节的东西他并不放在心上。更何况，像这种书信，都是出自佑笔们之手，名义上的作者不过是署个名而已。想来平手汎秀这等人物，也没必要对足利家故意折辱。
回想起来，也许正是这种细微末节的地方，引得表面上海纳百川的足利义昭勃然大怒——但他并不肯（或者说不敢）因此就直接与平手汎秀‘交’恶，只能迁怒于与平手关系密切的伊势贞兴。
“外宽内忌，迁怒于人”这几个字在喉咙里打了个转，险些就要当场脱口而出了——真要被当场的‘侍’卫们听见，他就可以老老实实整好行囊出奔了，倒也不用再为前途问题忧心了……
伊势贞兴在庭院里足足等了两个多时辰，从‘艳’阳当空到薄暮之时，饥肠辘辘，滴水未尽，却也始终没见到“日理万机”的公方大人。
他的脸上也同日光一样，越来越‘阴’沉下去。
直到夜‘色’初起，足利义昭才终于派仆人过来，奉上差点酒水，接引他到内院书房去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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