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岛民问题，明朝官员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懂得采取极其简单粗暴的办法来处理辽民问题。
嘉靖四十年的登州知府刘泾，看到大批辽民自海路前往登莱，就“上书政府恐以一时之权而启异日之患”，一定要重开海禁，以后登莱复开海禁，“岛民作梗”都是极好的借口。
万历年间山东地方官又联合金州都司，定于每年三月、六月、九月联合进入海岛缉捕逃亡辽人，把他们强行迁回辽东。
同时还严格监管辽东沿海船只，“沿岸民船，每只不过盈丈，每口不过三只，令其搬运米薪，扑采鱼虾”，每个口岸只允许保留三只一丈以下的小船。
这些官员并不明白禁海越是严厉，辽东军民就越无活路可言，南渡登莱的辽人就越来越多，这些岛民可以说是后来毛文龙东江军的先声。
终明一世，南渡辽人始终是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处置不当，登莱土著与辽人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直到孔有德之乱才大致告一段落。
比起天启、崇桢年间，登莱两府收容了至少十多万辽人不同，现在南渡登莱的“辽人”、“岛民”数目没有一个明确统计，但数目应当要少得多，保守估计也有数千人，若是往高估可能有万余人。
这成千上万辽人背井离乡南渡登莱，处境极其窘迫。
出海做个逍遥岛主看起来极好，但是禁海太严，不但有了渔获没法卖出去，而且根本经不起登莱、金复两地官军天天联合缉捕，只要被官军拿获就是个家破人亡的结局。
若是弃海上陆，那更是寸步难行，海禁以后登州府早就是水深火热穷山恶水，现在又涌进来成百上千的辽人抢大伙的饭碗，那自然要起了无数纠纷。
辽人在登莱没有合法身份，也根本找不到铺保，整天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找个活儿干，也是最苦最累而且报酬最低的位置。
就是这样的位置也经常被登州土著视为抢饭碗闹起事来，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可言。
一闹二闹三上吊，辽人也不得不抱起团，孙家兄弟就是一支登州辽人的首领，孙家兄弟为人四海，手下又有几十号能打能拼的辽东汉子，倒是在登州府闯出了点场面。
但孙家兄弟终究是辽人，官场上没人照应，地方也缺乏强援，虽然说是抱团取暖，实际跟单打独斗差不多，这一次就栽在了黄县地面上，兄弟俩一起进去了。
沈滨倒是很欣赏这对豪爽兄弟，他跟谷梦雨介绍道：“孙家兄弟你还记得不？前次周杜达那贼子第二次上门，我当时准备把那贼子收拾了，所以带着孙家兄弟过去，他们兄弟听了我请他们帮忙，二话没说就藏着刀子跟我出发了！”
孙家兄弟颇有豪侠之风，一心想弄死周杜达，倒是沈滨那时候没下决心，犹豫了半天还是没动手，只不过那一次孙家兄弟的豪侠风范还是给沈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想起了，是有那么一对兄弟，说话管用，办事牢靠。”谷梦雨也想起来了：“他们现在还在咱们牢里？”
“重伤了三人，这可是大案子，知县老爷随时准备提他们过堂，除了我谁能把他们捞出去。”沈滨答道：“不过我觉得他们人不错，一直让兄弟好生伺侯着，求他们帮个忙应当不成问题！”
“不是帮忙，是给咱们打下手！”江浩天做了几十年买卖，路子比沈滨要野一些：“让孙家兄弟给我们好好办事，事情办好了，我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
辽人不管是辽东还是在登莱，都属于无路可走的存在，尝尽了世态炎凉，江浩天给他们找一条出路，他们自然会卖尽全力。
只是沈滨很敏感地听出江浩天话里的深意：“江老哥的意思，这笔买卖只能咱们合伙，不允许外人掺合进来。”
“没错，这笔买卖有咱们三家合伙就够了！”江浩天说得很直接：“赏他们一条出路，让他们在登莱能混碗饭吃，已经是仁慈义尽，难道还让他们搭一股！”
沈滨也笑了起来：“江老哥的思路，倒同柳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本来还想找府里省里的朋友一起来入股，但是柳少说了，他们若是进来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看来我闺女的眼光不差，人多嘴杂，除了嚷嚷着要多分钱以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江浩天早习惯了乾坤独断：“你就是把巡抚老爷请过来，那又能怎么样，也就是把我们的钱都分走了！也就是这桩买卖太大，所以才要三家合伙干！”
对于孙家兄弟，江浩天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策略：“再说了，我找孙家兄弟过来，是给他们面子，咱们登莱有多少辽人岛人想找出一条出路，他们孙家兄弟不干，照样有李家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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